1985年

6月，县文联将成立，把正在开会的宣传部部长叫门外一说，就把我弄去了。两间办公室，上盖红色的机制瓦，瓦已朽，覆油毛毡，毡已破，用水泥糊了大疤小疤。仍漏雨，连阴天点点滴滴。那原是县委、“文革”中的县革委的会议室，后用土坯隔成了单间。当年是县委大院最好的建筑，而今是县委机关最差的房子。我倒非常满足，似乎终于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从此，过上了平顺日子，平顺得几乎没有故事。上午上班，没早没晚，也无多少公可办，翻报纸，收信，会朋友而已。破藤椅上一坐，抬头就能看见玄妙观三清殿古旧成黑灰的瓦垄，瓦间荒草繁茂，一岁一枯荣，很有沧桑感。(那荒草青了黄，黄了青，轮回多次后，我调入市文联，就成了专业“坐家”——这是后话。)下午在家写作，咬文嚼字，同时品咂苦甜酸辣的人生。写文章成了正业，一颗心终于得到了可意的安放处。

却说一日，同事们商议，要点钱，改善一下办公条件。我主动和另一位曲词作家一块儿，带上恳请批钱的报告去找县长，以为此事好办。县长没做官前也曾舞文弄墨，早就熟悉。待一拨又一拨的下属请示毕，他才发现我俩，脸上笑意淡薄。我先叙说往昔，意在拉近距离。他显然不愿提及当年，甚至忌讳曾写过豆腐块儿文章，仿佛青蛙不屑于承认摇着小尾巴的蝌蚪时代。我们趋前呈上公文，他没看；简要说了情况，也没兴趣垂听。这次第，他脸上始终凝固着公事公办的严肃，活脱脱诠释着鲁迅的诗句“一阔脸就变”。事情立马泡汤。不是没钱，全机关的官员都正更新坐骑，档次最低的是桑塔纳。我当即意识到，在县太爷眼里，所谓作家呀，文学呀，等于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