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到上海

小时候，我梦想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工程师有可能是我未来的职业，但由于家庭不幸，快十五岁时，我被迫从布莱顿学院辍学。我的继父送我去市里的亚麻布工厂，继父的表姐是企业管理人之一，我一直在那儿工作了一年多，虽然工资很低，工作时间也很长。后来我同时担任了继父（继父是一名记者兼作家）和安东尼·特勒赫恩和合作出版公司的秘书。但是在家我过得并不快乐。正在这时，工作中出现了一次可以让我离开这里的机会，我作为一名在中国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的记者，在父亲的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我来到了远东。

我于1902年10月4日乘坐德意志劳埃德·艾伯特号船从南安普敦（英国英格兰南部港市）出发了。此时正是我19岁生日的前几周，我签了一份期限为5年的协议，满怀着希望和雄心壮志。我的工资雇主也做了保证——足够买一匹小马。但我很快发现，我自己有很多不足。我没有职业资格认证，有的只是速记员的工作知识和年轻人的激情。被告知今后将要从事的工作是法庭报告，我每天都花很长时间在航程中来练习速记，当我到达目的地时，我的写字速度居然达到了每分钟130到140个单词。

现实中的上海和我想象中的上海完全不同，我曾读过已故的罗伯特·李德尔夫人写的几本书，书中主要涉及小港口的生活，虽然我被告知冬至左右才能到达，但我仍期望在中国找到一座运河交错的城市，有宝塔可以俯瞰，有竹林环绕。上海是一个特别令人讨厌的城市，它被像锯齿一样的城墙所包围，除非有事务在身，很少有外国人敢于迈入那墙内。那两处外国人居住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是半中半洋的区域，虽然当时只有一部分已被开发，但是已经涵盖了许多中西风格的建筑。

十二月的一个特别寒冷的早晨，艾伯特号轮船驶向吴淞，这个镇坐落于上海黄浦江畔。那时候大型的轮船尚不能往黄浦江上行。乘客们须带着他们的行李转移到小船上——这么阴冷的早晨，让人很不舒服。小船行驶了两个小时才到达上海，小船行驶过后水变得很浑浊，像豌豆汤，河流也并不舒缓，后来我们到达了海关码头——对面即是我的新工作室。这是一个两层建筑，是当地典型的“买办”风格，这些大而高耸的房屋矗立在河岸边。在靠近这条河的近岸有四五条废弃的船，被用作贮存鸦片，河中心几乎全是英、法以及其他国家的军舰（轻巡洋舰和炮舰），港内泊满了滑行船、拖船、帆船、舢板。

《字林西报》是这一时期远东主要的英文晨报，虽然它的发行量每天只有1600份，但它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从1902年开始由现已故的李德尔先生担任主编，他和他的两个兄弟都已在中国功成名就。其中，一个兄弟即阿奇博尔德主要负责在长江流域航行的蒸汽船，另一个兄弟是一位在当地颇受欢迎的医生。

我记得，李德尔先生起初是位茶商，但经营不善。他的学识很渊博，并且有许多可爱的品质，但是他担任了主编之后并不讨人喜欢。一方面，在中国长期的工作负荷似乎已经剥夺了他的睡眠需要，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一般到凌晨三四点才休息。他坚持在办公室里面至少留一名工作人员，直到报纸被印刷完毕。他把每天坚持9点上班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想，他从来不认为年轻的编辑人员适应这样一个不健康的工作环境需要一个过程，要适应他的工作习惯很可能会出现身体劳损。我的工作不只是每周两到三次的值夜班，而且还被他推荐给万国商团（上海义勇队）和志愿消防队。李德尔先生从前也是消防队积极的参与者。我被编入商团甲队，为二等兵。同时我还加入了灭火龙钩梯队，成为一名消防队员。

后来的行动绝不是开玩笑的。在我工作的这一年中我们队有134次警报。有一天晚上竟然响了三次警报，有好几次我花了6到8小时在屋顶上观察情况，拿着软管在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小巷里巡逻。有时候到达火灾现场，各消防公司之间会有激烈竞争，他们用他们的马拉消防车。警报安在上海不同地区的钟塔楼。当钟响起时消防员奔向车站，因为他们当时可能在——办公室、教堂，或是剧院——他们要在车站门口紧急集合和整理他们的设备。

参与灭火，虽然耗时漫长，但要是消防任务结束了，即便你整个晚上都在忙着，人称“跳跳”的李德尔也不会认为你有权利不上班。

这段时期，中国的保险事业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大部分火灾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中国的投保人认为花钱买这样的保险不值得。他们顾虑的是，如果他们连续的付了保险费，却没有得到什么回报，是满不划算的。他们真的感到不满——并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可能他们对火灾的起源和被保险财产的价值出现了质疑。春节前的两三周（中国叫尾牙节），火灾发生的频率很高，业余消防员也很难睡一个完整的觉。

几乎每天上夜班导致我睡眠严重不足，消防队的工作也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健康。在我工作的第一年年底，公司的医生坚持让我暂时不要去上规定的夜班，并从消防队和万国商团退出。

但这是预料之中的。“跳跳”李德尔的手迹很差，只有两三个资深澳门排版工人可以读，办公室里人尽皆知，即便这几个排版工人也经常被难倒，他的那几篇最棒的文章不是他的成果，而是排版工人猜想编排出来的！

“跳跳”李德尔不在时，《字林西报》的经理，会临时负责报刊的编辑工作。他的行事风格有些独特。他名叫德拉蒙德·海伊，表面看来他是一个脾气异常火爆的人，但不久我发现他这人是刀子嘴豆腐心。他最讨厌当地居民给他打电话，但不幸的是，很多上海居民知道这点并经常付诸行动。他曾被当地人三番五次的叫到办公室戏弄，因此而火冒三丈。有一个专管消息和监听别人言论的女人了解他的秉性，在听过他大发雷霆之后，谄媚的央求他再说一次，一边自己可以记下他的厥词。据说，有次德拉蒙德·海伊先生由于一个错误的电话而大发雷霆，打碎了墙上的东西，因此不得不在这些东西被修好之前交了一大笔的押金。

长期以来，《字林西报》涣散的经营，每个人都充分利用每个公共节假日，无论是国外的还是本国的，来拖延报刊的出版时间。每逢外国的还是中国的新年，报刊停刊的时间从以前的五天延长到一整个礼拜，有时遇到别的假日也会停刊几天。终于在1893年2月的一天，报刊的订阅者大发雷霆。坊间出现了一份报纸，冠名《字林西报》，文章极尽讽刺和嘲弄之能事。该报末了有个“填字游戏”，对下面句子中缺少的词汇如若能填写正确，奖励一美元：

收了六个月报刊订阅费之后，《字林西报》的编辑立马推迟出版报刊一礼拜。这一行为，可以被称为是赤裸裸的_____行为。

《字林西报》的管理者除了出版周刊和日报，还出版一份年度号码簿，称之《商行黄页》，内容主要是有关那些“致命的瞌睡”的法官，按一种偶然的方式进行编纂，因为我发现了一份关于其结果的通知：

如果有足够数量的人将他们名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再次发出《商行黄页》，像往常一样，在今年年中将会出现在报纸上，它可以省去我们一个很大的麻烦，如果居民把他们的意图尽早地给我们通知，把它变得微妙“交出了他们手上的支票”，由于这个人的名字每年在记载中被疏忽，辞去了跌到谷底这个几年前温暖的，有意购买者请注意，我们并不打算在上海出版完整的目录（这种荒谬的做法沉迷于一个或两个同时代的我国南部），但在我们的工作中仅仅选了少部分人的名字上了报纸。

这些嘲讽，形象逼真的讽刺了德拉蒙德·海伊先生。据说有一次，当德拉蒙德·海伊先生翻阅《商行黄页》的一个板块的最终校样时，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名字：愚蠢的四分音符，这个人在决议之前就交上了他的检查。它通常在死了的人的名字下面划一横线，并在空白部分注上：“已死亡”。

那个时期，在上海外国人的印刷工厂里，中国的排字工人很少有人懂或者根本不懂英文。他们一般是通过单词表的一些可视记忆来进行排版，德拉蒙德·海伊先生修改的结果往往是令这些排字工人用意大利文重排德拉蒙德·海伊先生的那些所谓朋友，每个名字下面都有德拉蒙德·海伊先生的评论，经常在印刷完之后才发现错误，当装订宏目录时，这一特殊的部分就不得不被删掉或是重新印刷。

德拉蒙德·海伊先生进行了大量名誉和其他工作，他可能搜集到的新闻（也类似于“致命的瞌睡”）：

我们所具有的管理范围是业余戏剧俱乐部的商会，该商会的秘书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口碑，这已得到国家俱乐部秘书的证明。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义务秘书的争议，在《字林西报》的经理从内地旅行回来之前，所有的问题先搁到一边。

在我来上海之前，周刊《北华捷报》有一位备受尊敬的传教士主编。他花了大量的时间说服一些职员参与神学讨论。有一次，他被逮捕了。当时是下午7: 00，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这时进来一个人，声称要插播一段广告并坚持要见一位外国人。传教士主编问他要干什么，当他发现自己正在与一位专业的拳击手打交道时，便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斗争，要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没想到那人的回答是：“如果你能把我介绍给某人认识，且对方与我体重想当，那么我非常荣幸与之较量”。

我到上海市，狂犬病已经流行好几年了，唯一一次我被唤到一家服务机构当志愿者，与枪杀狗的比赛有关。我们被派遣去阻止那些狂犬伤人，三人一组，其中一个志愿者配备的是短枪，另外两个拿着飞刀和固定的刺刀保护他以防受到当地人的攻击。我巡逻的时候找了四、五个中国的“策士”。

这情景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是有关我的一位同事的，现在是一名船舶运输工。他有一条长毛垂耳狗，突然有一天它一圈圈地狂跑，咬了他的佣人的腿。这件事上报给卫生官员，该官员要求将那只狗送到他的实验室进行观察，并建议那位被咬的佣人当天下午过来打消毒液。我的同事答应下午3: 00将佣人送过去，并会亲自去医疗室。

我的同事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佣人出来，只得跑去房间问个究竟。结果佣人断然拒绝去附近的外国医院，还说，他宁愿死也不会让外国人碰他，他劝了半天也是于事无补。于是我的同事单独去了医疗办公室，递上自己的名片，并解释他的佣人没来的原因。然而，那位官员打断了他，说，没关系，因为你的佣人已经在约定的时间里来注射了疫苗。后来的调查表明这位受害者原来是一位“信使”。当时那位官员发现他坐在过道里等着做笔录。随后，他急忙跑进实验室接受了注射疫苗。后来我不知道我的同事是否给别的朋友讲过这事。

1910年我曾与德国殖民地秘书邓恩博格博士一起到西伯利亚旅行，他也讲过一件类似的事，阐述了德国在其殖民地实行的繁琐方法。他说，在东非，德国人的惯例是：一旦本土仆人稍有不敬或犯了轻微的过错，就会派去就近的警察局送“信”，由指定的官员负责管制，其实一般都是严厉的鞭打。其中有一个狡猾的当地人已经好几次遭受了这样的待遇了，当给另一个当地人相同的任务时，他便央求该人替他去市场传递消息以保护自己。这无辜的乡巴佬接受了别人的委托，结果却被转起来抽了五十大鞭。

第一年我在上海总医院待过几个礼拜，因为一直患痢疾。那时这所医院的员工来自天主教的妇女会，医护人员没有进行过特殊的训练，男病人几乎全由中国男仆照料。照顾我的那位护士，有一次要“静修”24小时，那天居然没人拿药给我。我自己设法让一个男仆给我弄点食物。如果我提要求，这男仆会给我带一块牛排。

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讲述这所最初时期的医院。一个穷人住在一所免费的病房，患了不治之症。照顾他的医生因晚上有饭局，赴宴前去勘查病情。做了一次检查之后便通知医护人员这位病人已经没有希望了，还说能做的已经都做了，让他醒过来已经不可能了，他过不了今晚。这消息转给了病房的男仆，第二天清晨，他叫了两名苦力和一副担架在天亮前出现在了病人的床前，准备把尸体送到停尸房。这位奄奄一息的人被放到了担架上，两位佣人抬起往外走，然而这一动摇醒了担架上的那“尸体”, “尸体”疲惫的探出头问：“喂，怎么回事？”“送你去停尸间，”其中的一位仆人说。但是受害人说道“我没有死啊！”“你以为你比医生还懂吗？”男仆说，顺势把他推成躺着的姿势，告诉那两个苦力继续走。

我在上海的第二年年初，日俄战争爆发，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唯一一艘停泊在港口的俄国战船，是一艘名叫曼德尔（mandjour）号的炮舰。由于日本人多次抗议，这炮舰最终被缴械、扣留。上海蜂拥着各个国家的俄国代理，这些人都试图将封锁线延伸到亚瑟港口（即旅顺港）。其中一个是著名的伦敦战地记者。对于他的冒险行动，并非仅仅是为他的报道获得第一手资料。后来，他在一起与俄国人出资包拖船有关的诉讼案中泄了密。

大部分英国民众支持日本进行斗争，部分原因是最近签订的《英日同盟》，还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个小的家伙”有着天生的同情心。从这一方面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竞赛。然而，一家由俄国政府资助的当地英国晚报，由一个脾气暴躁的爱尔兰人担任主编，积极支持和拥护俄国政府。

这段时间，我做了很多有关战争的报道，期间有一艘名叫阿斯科尔德（Askold）号的俄国军舰巡航时冲出日本的包围后伤痕累累，她身上有五处损伤，我看到他向码头驶去准备修理，船身上的四个洞，像筛子一样，第五个洞在甲板上，船舱的另一面已被全部炸毁，靠岸后由一个长头发的神父修理。

波罗的海舰队的即将到来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和渴望，我得到第一手确切消息——波罗的舰队已在附近。办公室也得到消息说，晚上10点有一些陌生的船只已到达黄浦江的入口——吴淞，离上海大约有12英里。大约晚上7时当地列车停止服务。但我自告奋勇，试图要去吴淞，这是非常困难的，我用自己平时的一点积蓄得到一辆人力车去了吴淞。

时间非常紧迫。当我到达这个沉睡的小村庄时天色已晚，虽然我能看见停泊处的灯，但不能认出那些船只。我赶紧到在海关瞭望站及当地酒店打电话询问，事实表明，飘着俄国旗帜的船舰在天黑之前已经到达，并很快就要返回上海。这暗示了波罗的海舰队已经离开上海继续北上，到那个时候没有人会知道在离开印度支那半岛后它是否经过日本境内。几天之后得到马岛战役的消息，俄国最后胜利的希望落空了。

我初到远东的这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当地的某个法庭，我对他们的描述可能基于某些历史兴趣，下面两章描述描述的是中国和外国特别法庭及其在上海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