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行在我生命左侧的旅者

在北京，我总是迷路，站在川流不息的天桥下，常常就丢了来时和要去的路。很多时候，我甚至不如那些骑了自行车，在一条条胡同间，自如穿梭的异国旅者；他们的汉语，说到字正腔圆，而对于让我头晕眼花的地图，翻看起来，更是有指点江山的豪迈气概。

那次又是如此，要去法国文化中心看一个关于波伏瓦的纪录片，出了地铁，便被呼啸而来的高楼大厦，给硬生生夺去了仅存的方向感。百度Google来的地址上，写着向东百米，再左拐至一个胡同，行上百米，沿街的古朴小楼便是所在。可是，看看在头顶正上方悬着的太阳，还有那些飞驰的汽车，行色匆匆的路人，对北京同样茫然的外地打工者，心底鼓足的那点勇气，轻烟一样，愈来愈淡。

就在我问过十几个人，都无法得到答案的时候，一个骑山地车的法国摄影师闯入我的视野，他正单脚跨在车上，全神贯注地拍摄马路对面一角古寺掩映下的飞檐。而茫然四顾的我，恰好挡住了他的一小片镜头。他走过来，用英语，微笑着问我能否避让一下。我说声抱歉，勉强从焦灼的唇边，挤出一丝微笑，转身要走。他却又突然叫住了我，问，是否，需要他的帮助？

没开口，却在他的这句问话里，先自笑了。他人聪明，很快猜出我是迷了路，从大大的背包里拿出一本详细的地图册，而后得意朝我一扬，意思是：说吧，想去哪儿，包管都在这里。

我半信半疑地说出法国文化中心的名字，他即刻自信满满地朝东一指，说，百米，第一个十字路口处到唯一的胡同口，会看到一座标志性建筑，建筑的对面，就是我所要寻找的地方。

果然在他的指点下，成功抵达目的地，而且，赶上了刚刚开场的精彩电影。看完的时候，买了一杯咖啡，在安静的图书室一角，边细细品着，边翻一本法语的画书。翻至中途，无意中抬头，看见对面的桌上，十指在键盘上飞扬的，竟是为我指路的法国摄影师。恰好，他也抬头，看到了我，彼此相视一笑，他又低头忙碌。

走的时候，我经过他的桌旁，道声再见，像熟识很久的朋友，他也温暖地笑笑，幽默回说，下次再走丢了，记得找街头骑车的法国帅哥。

又想起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咖啡厅里，与一个同样蹭课失败的美国女子，愉快相聊的午后。她在北京行走了六年，辗转各个中心，做文化交流的使者。只是因为即将到来的婚期，要结束在中国的旅行。那个秋日的午后，我们坐在可以看得见明净天空的窗边，毫无隐藏地，谈起彼此的爱情。她原本是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遇到许多向她示爱的男人，都不曾有过心动；她以为这一生，就会这样在中国度过，不孤单，但也在充实之外，有一丝无法排解的落寞。是在北京的一次画展上，与未婚夫视线相遇，并在那个瞬间，认定，彼此就是要相守一生的那个爱人。已近不惑之年的她，第一次被一份爱情，强烈地吸引，且愿意为此，牺牲热爱的事业。

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始终看着窗外那株高大的皂荚树，湖蓝色的眸子里，溢满了深情与思念。那个她爱的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住租来的房子，自己DIY所有的家具，用被我们中国人，淘汰的老式相机和家电，房前的篱笆上，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着：迎娶我可爱的新娘，灵。灵是她的中文名字，而“心有灵犀”，则是她最爱的一个成语。她说中国信奉“心诚则灵”，而她，定是因为此生的修行够了，才遇到了她的爱人。

那是一个无比愉悦的午后，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我们打开心窗，了无隔阂，我曾经迷惘的爱情，被这个异国的女子指引着，穿越了一路的花香，和皂荚树的阴凉，终于找到了归去的路。

而那个在街头只因为我笑看一眼，便执意追上我，介绍自己名姓的南非留学生；还有长城上与我彼此鼓励努力向上攀爬的丹麦画家，热情为我在电影学院做蹭课指南的巴西女孩；在798艺术中心为一幅画的艺术理念，而与我相聊许久的英国妇人；看话剧时因为遮挡了我的视线，而坚持与我换位的澳洲剧作家，他们行在我生命的左侧，本应像那过眼烟云，一阵风来，便了无印痕，可是，当我行走愈远，他们的影像，却在我心灵的屏幕上，愈加地清晰。

他们叫什么名字，我皆已经忘记，但我却深深记得，他们在北京的街头，擦肩而过时，给予过我的，清澈澄明的微笑。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脾气刚硬倔强的女子，我们兄妹三个，最怕她的女高音。若是做了坏事，常常还没有见她，就早已做好了迎接一场狂风暴雨袭击的准备。那时并不怕父亲的打，倒是那种皮肉之苦，很快就会淡忘，但唯独母亲喋喋不休的责骂，留痕是最长久的。那些指责唠叨埋怨和击打，让小小的我们，有种无力躲避的苦痛。我们之间，很少心灵上的交流。她忙着洗衣做饭清洁，将一家老小整理得干净体面，还要到几里远的镇上拉了地毯回家来织，以便给我们兄妹三个换取学费和额外的零嘴。生活的艰辛，让她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高速度地运转着。所以她不开口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敢去招惹她；一旦她要跟我们讲话，那么一准是我们三个又有了让她无法容忍的恶习，譬如考试不及格还跟人打架，譬如在她最疲惫的时候却为看电视而争吵不休，又譬如有亲戚来的时候全然不懂得礼貌，菜刚上来就一哄而上抢了来吃。那是忧虑重重的年少时光，总是担心刚刚上床，梦还没有开头，就被母亲揪起来接受思想教育。她的尖酸刻薄的斥责，将我们那可怜的自尊，刺得千疮百孔，无处躲藏。

等到我们读到中学，胆量和年龄一样，开始见长。个性，也渐渐叛逆不羁，学会在母亲的命令面前，说不，且英勇无惧地直面她凌厉的视线，还有曾让我们心惊胆战的金科玉律。她依然是很凶，看到我们成绩降了卧室乱了，不懂得体谅大人的辛苦了，小小年纪还学会早恋了，立刻就唇枪舌剑地横扫过来。我们那时个个都练就了一身钢盔铁甲，她说一句，我们早已有了十句，在下面等着，而且句句直刺她的要害，直将她反驳得哑口无言，用手中的笤帚或鸡毛掸子来发泄对我们的愤恨。但无奈，她还没有扔过来，我们早已轻巧地跳开了。她气喘吁吁地追将过来，我们则哼着曲子逃往更安全的地带，将她的一肚子怨愤和怒火，活活憋死在腹中。

我记得读高二那年，喜欢上班里一个高个子的男生，且近乎是痴狂地迷恋着他。他上课时微皱的额头，他与我擦肩而过时，衣服之间细碎的摩擦声；他跑步时均匀平稳的呼吸，他打球时漂亮的反身扣篮，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无一不牵引着我的视线，让我再也不能做那个母亲教导下的，心如止水的乖女孩。我终于积聚了平生所有的勇气，写了17年来第一封晦涩难懂的情书。记得那晚写完的时候，已是接近凌晨一点，母亲几次在门外疑惑地探头来看，但我却聪明地放了英语磁带，给她造成熬夜苦读的假象。等我将信写完后夹进书本，又确信母亲已经睡去后，这才带着一抹羞涩香甜入梦。第二天当然是起晚了，慌里慌张地抓起书包便冲出门去，等到了教室，看见那个男生微笑着走过来，这才想起书本里的情书。一脸羞红地打开书包，伸进手去。然后，我的脸，立刻由绯红变成难看的青紫，那封情书，竟是不翼而飞！放学后忐忑不安地回到家，果然见母亲正襟危坐地在等候着我。我起初还死不认账，后来干脆一口咬定那是我写的一篇小说，母亲找不到办法，最后一拍桌子，说：那我下午就去你们班主任那里，看到底你这是小说还是情书！我终于蔫了，但也使出了最厉害的一个杀手锏，头一昂，英勇道：你要是真这样让你的女儿丢尽脸面，那我以后就真的破罐子破摔给你看！母亲当场呆愣住，涨红着脸将我足足盯了有十分钟，终于颓然地朝后一倚，不再说话。

这样的争斗，后来又有过许多次，每一次，我与母亲，几乎都是打个平手。等到最小的弟弟也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一向咄咄逼人的母亲，眼睛里的溃败和失落，终于势不可挡。那时的母亲，开始主动地向我们求和，语气里，竟是有了难得听到的一缕温柔。也不再像我和姐姐谈婚论嫁时那样，武断地出手干涉。她学会了细言细语地与小弟商量，略带恳求地问他，能否别跟那个绘了文身的女孩来往？或是换女朋友，别太频繁好么？弟弟总是不耐烦，说她好好的生活不懂得享受，瞎操什么心呢。母亲听了便朝我和姐姐抱怨，说老三这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怎么说都不管用，如果你们有时间，就帮我教育教育他。我和姐姐却是都笑，说您老还真是操心太多，有那时间跟他生气，还不如找街坊邻居闲聊呢。这句倒是像一把钥匙，啪地一下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将听来的张家长李家短的琐碎新闻，趣味横生地描述给我们。起初听起来还新鲜，后来就发现母亲不知何时患上了健忘症，刚刚说过一遍的话题，没过几天，又打电话来给我们絮叨。甚至，一件事她能给我们说上四五遍。我向来对母亲的谈话都是心不在焉，所以她在旁边说上N遍陈年旧事，我照例眼睛瞟着电视屏幕，嗯嗯啊啊地点头应和着她；却是心直口快的姐姐，没有耐性听她这样无休止的唠叨，一把将她打断，朝她嚷：这事你都讲过一百八十遍了，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母亲在这句话里，总是戛然而止，眼睛，尴尬地四处看着，终于落在一盆衣服上，讪讪说一句：忘了洗了，就起身离开。

也就是从这时，母亲学会了沉默。常常在做完家务后，就守在电视机旁，茫然地看着，直看到屏幕上一片雪花，她的头，朝沙发上一歪，昏沉沉地睡过去。是我出来倒水，唤醒她，这才起身关了电视，走进自己的卧室。我们的繁忙，和她不肯打搅我们工作的自制，终于让我们彼此，找不到话说。

而母亲那个曾滔滔不绝的话匣，就这样在岁月里，花瓣一样，黯然关闭。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J城本身有很强的容纳力，我在生活的小区里，去图书馆的路上，或者乘坐的公交里，常会碰到许多智障的孩子、夫妻或是女人。他们行走在J城的喧嚣里，与我们一样离不开俗世烟火的味道，却又与这个世界，有着鲜明的疏离和隔膜。他们永远不会理解我们的匆忙、狂躁、欲望、暗斗明争，而我们，也同样不明白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除去吃饭穿衣睡觉，会不会听到花开花落的咔嗒脆响，赏到冬去春来的葱茏绿意，抑或看到霓虹闪烁的城市繁华。我们彼此，行走在同样的路上，却被一种无形的东西，倏然隔开；就像一艘舰艇，在江面上乘风破浪时，寂然划开的白色水道。

我的房东，有一个20岁的智障儿子，几乎每天傍晚，我都会看见他跟着房东，在楼下小区花园里闲逛。基本上，他与房东，都是各自逛各自的，房东与周围的熟人闲聊，他也从不闲着，口中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外人当然都听不懂，就连他的母亲，也不理会他的自言自语，但他却依然说得自得其乐，看到什么，都好奇地评论几句。尽管，这样的评论，除了换来外人好奇的注视，再不会有任何的回应。他总是穿得干净得体，所以如果他安静地坐着，并不会有人将他视为智障。但偏偏他爱言语，坐着，站着，走着，皆会像个刚刚学话的孩子，口中停不下来。偶尔，注意到有人看他，他才会突然停止，歪头，凝视着看向路人。他的眼睛里，有婴儿的纯净与专注，也有老者的温和与宁静。但更多的，是外人始终无法进入的个人的喜乐世界。

听说，他也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在附件一家没有生机的工厂，做清洁工。每月二百元的工资，他却做得有滋有味。像正常人一样，早起上班，到了单位，套上工作服便去清理一天的垃圾。我曾经路过那家工厂，看见他满头大汗地推着一大袋建筑垃圾，朝门口走过来。日头正盛，别人都在树荫下喝茶聊天，唯独他，喜滋滋地一遍遍来回跑着，像个玩得带劲的孩子。别人愈是让他停下来，他就愈是干得起劲。我相信那一刻的他，有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快乐，正是这种快乐，让他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活得怡然。

离小区不远的一个市场，有一对夫妇，男人寡言少语，女人更是省略掉了所有的词汇，只用简单的比划来表达自己的不悦或者欣喜。他们有一个小摊，卖水煮的花生和毛豆，有时候也有蜗牛和扇贝。男人常常一边照料生意，一边给轮椅上的女人，换掉胸前被口水浸湿的毛巾。听说女人是在结婚两年后的一场大病中，导致大脑受损而且下肢瘫痪的。那时他们刚刚有了孩子，男人时常一边抱着嗷嗷待哺的孩子，一边给她拿换洗的衣服。这样一过就是20年，他们的孩子，去了别的城市，只剩他们夫妻，在家门口摆摊挣取零花的费用。女人的智力，大约相当于一个10岁的女孩，喜欢咯吱咯吱地嚼零食，更喜欢在路边吃吃地朝着人笑。偶尔，她的丈夫走开片刻，她一个人看着摊子，见人来买花生，就会有手足无措的慌乱。

记得一次我去买毛豆，只剩她一个人看摊。我指指她手边秤好的一包一斤的毛豆，而后给她一张5元的纸币。她将毛豆递给我，便对着纸币发呆。我笑，说，你该找我2块钱。她茅塞顿开似的抱过盛零钱的盒子便翻来覆去地找，最后，终于像个胜利的将军似的，开心地将右手一扬，而后便朝我伸过来。我定睛一看，竟是一张两毛的票子，便摆摆手，说，是两块，不是两毛。她却以为我不要，留给她做小费，硬是往我手里塞，执拗中带着点可爱的善良。这样争执了一阵，我没有办法，只好在旁边一个摊子上换开了零钱给她，这才平息了她的激动。走的时候，她像完成了一件大的任务，松了口气，而后朝我努力地摆手再见。习惯了公平买卖、互不相欠的我，竟是在她孩子气的挥手里，浮起丝丝的感动和温情。此后再看到她傻气地冲我打招呼，也会微微笑着回应她，尽管，或许她并不会记住我，只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好奇。但我知道，自己，是记着她那颗真纯的心的。

当我走在路上，坐在车中，穿梭在小区旁边拥挤的菜市场里，看见那些陌生的智障人，他们神情专一地盯着自己的脚尖，听着售票员报站的声音，或是一张张地帮顾客找着钞票，每一个动作，都认真到近乎固执。当有人好奇地观望，他们则会拿同样的眼神，毫无自卑地看过来，只不过，与世人的猥琐相比，他们的心，是坦荡的。他们不会琢磨路人，亦不会因为路人的嘲弄，而心生仇恨。他们只是看着这一切的过往，犹如一个哲人，看见世人的庸碌、可笑与嫉恨，不过是拈花一笑。

并不是羡慕他们，我只是感动于上苍，让我们这些健康的人，知道世间的许多事情，原本无需斤斤计较，能够拥有生命，来世走上一遭，已属奇迹，那又何必执拗于欲望、功利与虚荣。而这些安心于走路或者凝视的智障人，我更愿意将他们看成降落到人间的天使，不管是飞翔还是坠落，他们只关注花开花落的美丽与恬淡。至于那些消逝时永远带不走的东西，不过是他们刻意的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