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永远的愧疚

在《骄傲的皮匠》这篇小说的开始部分，王安忆介绍了近代以来上海某个社区的发展历程。在城市的近郊，外国人开了墓园，周边就有了一些小店铺卖鲜花、蜡烛、十字架一类的东西。外国人墓地的外围，中国人也相跟着埋进来，于是有了卖寿衣、花圈以及榆木香之类的店铺。但当这些死人生意正红火的时候，这些墓地上，却要建造房屋了。于是给这些死人搬家，让活人住进来。那些原来在这里做死人生意的人，就转了行，回头又做起活人的生意了。

这些做活人生意的人中有一个皮匠，有幸成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我看过小说的开头，还没好好探究一下这个皮匠的命运的时候，就突然地想起我的一个同学，因为他后来也成了一个皮匠，而我总觉得自己似乎对他怀着永远的愧疚。

那还是上初中的时候，我这个同学就在我的座位近邻。他叫黄福铎，方脸，小眼，薄嘴唇，耳朵似乎是透明的。他的穿着打扮，我几乎已经忘记了，但他的自行车的样子，我却记得，破破烂烂的，前梁那里装了一个花布兜。

我与他本来并没什么过节，但也算不上有什么友谊，只不过因为同时与班上另外一个同学要好的缘故，也就整日里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再扯上一些闲话。他有个习惯，总是要反驳我。比如有一回，我说毛泽东从小就想当大政治家，他就偏说错了，应该是从小就想做一个人民教师，他说人家一点政治野心都没有。我不知道那时我是否已经看过这位伟人童蒙时写过的一首诗，如果是现在的话，我大概可以引经据典，说就凭“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难道不足以证明他冲天的抱负了吗？然而，实际的情形也许是，虽然如今我有了这般的常识，但却根本没有与这位同学辩驳的热情了。

那时候我是少不更事，仅仅凭着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边角料知识，便奉若至宝，非得争个面红耳赤不可，当年与黄福铎同学的争论便是如此。我一旦对我的看法要说个所以然，便受到他信誓旦旦的质疑，而旁边又有一些同学起哄，我就觉得他纯粹与我过不去，这让我觉得很没面子。我于是与他就有了一些隔阂，甚至在话语上有过一些冲突。我对他说，你再这样找我的碴，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这是我随口威胁的话，在我其实只是说说而已。那个时候，因为武侠小说与电影的流行，在我们周围的一些无知少年中开了一些尚武的风气。有些人拉起帮派来了，虽未必像当年的红花会、义和拳一样，歃血社坛，比武排辈，而且高喊什么神圣而愚钝的口号，纠结一帮队伍跟人火拼，但现在想起来，终究还是有点黑社会雏形的。我的一个堂兄便积极参与了这样的活动，而另外一个堂弟，才上初中一年级，却因为在城里上学的缘故，认识了些街头混混，而且在其中有些威望，也俨然一个大哥大了。我没来由地佩服他们，而在与黄福铎发生矛盾的时候，我或许便提到了他们，似乎想给他一种武力上的威慑。

然而我真的只是说说而已。

黄福铎也许并没有当真，所以，有一次他就当众嘲笑我，整天说自己有什么帮派，也没见你动过谁一根汗毛。我有些恼羞成怒了，在周末的时候，我的那个堂弟问起我所在的班级有什么对头，我就说了黄福铎的名字。堂弟说，不妨给他一些颜色看看。结果，也就是第二天傍晚，我们正在校园里蹲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堂弟来了，他在外面跟我一招手，我过去，他说你给我指一下谁是那个混账家伙。我当时应该是有些紧张的，但因为一时的意气，我还是指了给他看。他说，你不用管了，我的那些哥们儿都在外面等着了。他一出校门，我们就收拾他。

黄福铎吃过晚饭是要去镇上的住处的。我忐忑不安地等待他出了校门，而后不久就看到他捂着耳朵回来了。那是冬天，他的耳朵冻了，本来就常流血的，而这次，我猜想我的堂弟与他的弟兄们一定是用皮带抽在他的耳朵上了。

在瑟瑟寒风中，我的心不由得一紧。

我们几个人围上去，他很痛苦地低着头，别人七嘴八舌地问，他也不怎么回答，而我心乱如麻，心里七上八下的。有个同学的爸爸是学校的老师，所以有一间宿舍，那是我们经常去玩的地方，有时从校外的农田里偷了西瓜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在那里吃得尽兴。黄福铎直接到了那里，我也跟着进去了。我要装得若无其事，又要装得非常关切。但黄福铎让其他同学出去了，他跟我说，你说，是不是你让人干的，你承认也没关系，我不会怎么着你的。我惶恐着，但我坚持说什么也不知道。

后来这事情就悄悄地平息了。黄福铎没有告到学校那里去，也没有告诉班主任。而如果他当时那样做了，我这般勾结社会人员殴打自己的同学，又可能经受不住盘问，说不定就会落得开除学籍的处分。我是暗自庆幸着的，然而他再也不跟我饭前饭后地争执了，却让我感到了无限失落，偶然得了些杂闻趣事，想给同学们炫耀一下子，而那些看起来很友善的同学也渐渐地与我有了距离。不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黄福铎辍学了，那些同学也没能再与我打成一片了。我猜想，他们是不理解，我能有什么理由，对一个憨厚老实的人动用所谓的帮派力量。我的堂弟后来也告诉我，面对黄福铎，他们觉得很失望，甚至想不到会有什么理由值得大动干戈。然而不能虚此一行，就推攘了他一下，在他的脸上抽了一皮带，便悻悻然地离开了。

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黄福铎，但不知为什么，我却一有机会就打听他的行踪。我听说他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做了一名乡下的皮匠。然而，当年他耳朵上流下来的血，却让我一直耿耿于怀，不肯饶恕自己当年的糊涂。为了一种无知的虚荣，我想，堂弟们抽在黄福铎脸上的皮带，在许多年之后，更多的是在我少年无知的心上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让我永远地怀着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