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说“沙发”，记北京

这里所谓“沙发”，并非摆在客厅的那种，而是网络用语，曾经在名人博客的跟帖中常见到的；而今网民们纷纷转战微博或微信，大家流行“点赞”，这用语却难得一见了。一开始不明白，怎么那些第一个在博文后面发帖回复的人就是“坐沙发”呢？而且，似乎很兴奋的样子，像中了彩票头奖一般，并不对文章发表评论，而只在那里炫耀道，“终于坐上沙发了”，或者“等这么久了，沙发舍我其谁”。按此，那些博客上抢到沙发的，兴许算得上“粉丝”的一种荣耀。

人生何处无“粉丝”？

我的父亲，就是毛主席的一个铁杆粉丝。不过，当他这一粉丝观念被形塑时，还不兴粉丝这个词，或者用虔诚的信仰者、热忱的膜拜者、无条件的拥护者、一个不惜牺牲自我的誓死捍卫者等政治化的用语更为合适。他的一个同学，当初的成绩，据说并不如他的，但却因为偶然的机缘而当上红卫兵，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跑到北京去串联，竟有幸在天安门城楼下亲眼看到毛主席挥手致意的光辉形象。即使在数万群众中只是远远地看，但父亲对这位同学的羡慕，换成现在的网络用语，也当以为他“坐了沙发”了。后来，时间的车轮已经翻开了21世纪的一页，世事和时势也都发生了几番更易，父亲才有机会去北京，但对于他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到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瞻仰水晶棺里毛主席的遗体。然而，不仅难再享有昔日红卫兵同学“坐沙发”的荣耀，而且也几乎失去了回村向人显摆一下的资格。因为，这几年，因为外出的便捷，村里已有不少人去过北京，并且此中的一些，也曾去毛主席纪念堂前加入过排队瞻仰的人流。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是1994年的事情，一晃，已将近20年了。

那年暑假，我刚参加过高考，填报的志愿全为驻京高校，而一个同村的朋友，恰在北京打工。于是，似乎要对人生搞一次彩排，我就悄悄地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想预先体验一下首都风情。这一次的北京之行，在我，也是一种“坐沙发”。我从小生长在乡间，直到高三的时候，因为去我们县所属的地级市参加奥林匹克物理竞赛，才第一次坐上公共汽车，那时那个兴奋劲儿，应不亚于名人博客上那些抢到沙发的人。记得我当时忍不住探出头去看路边不断倒退和更新的风景，还被带队的物理老师狠狠地拍了一下脑袋。车子快到市区的时候，同去的同学又很兴奋地指给我说，快看快看，那是铁路呀。事实上，那确实是我第一次看到现实版的铁路。在当时，我们还发了一通感慨，什么时候，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到火车上过把瘾。不曾想，这坐火车的瘾，小半年之后，就轻松地实现了。完全没有想象中的惬意，反而是一大群人挤在密不透风的过道里，十几个小时，连个放半边屁股的地方都没找到。有那么几次险些成功了，但屁股刚刚挨上去，就被推着小车卖东西的售货员，给借光借光地叫嚷起来了。这售货员已经来回很多趟了。在这脚和屁股都不知道放哪儿的逼仄的过道里，他的四轮售货车一遍遍地强行进出，所靠的，根本不是嘴里喊出来的客气话，而是那一身铁路制服混合着车轮的威力。事实上，我的脚和腿，都被碰好几次了。所以，我得快速站起来，缩着身子躲避，而这时，眼巴巴看着车上的花生、鸡腿、面包、啤酒什么的，却只有吞咽几口吐沫，强行忍住的份儿。实在忍不住，我就买了一瓶雪碧。这是我第一次喝这种饮料，没想到刚一搭口，就被酸凉的味道狠狠地蜇了一下舌头，而后它从喉管一路下滑的同时却又不断涌起泡沫，弄得我空旷的肚腹竟跟翻江倒海一般。这算让我领教了，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一种东西看似下行的时候，还会分解出来一个上行的路线。

至今我也还记得下了火车，在站前广场晃悠的情形。我当时有些饿了，就在站前广场的某个摊位上买了一张大饼，然而噎得慌，就狠心走进了一个饭馆。想一想什么最便宜啊，拿着菜谱在那里翻，而候在一侧的服务员，似乎已经感觉到我的犹豫，所以，我翻菜单之时她在给我翻白眼，我不由得紧张和难为情起来，却发现只有米饭一块钱一碗。好了，那就一碗米饭吧。服务员显出很诧异的样子，但也没有说什么，结果米饭送上来，才明白服务员不解的目光，原来那碗只有拳头大，而且最可恨的是，竟然也是干的。

如今的我当然明白，米饭理应是干的。老家那时的我，其实依据的是我老家的经验，将米饭想象成连汤带水的东西了。因为在我老家，所谓的饭，除了对某一餐的统称之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稀饭的意思。老家那里的作物，以小麦、花生、大豆、红薯和玉米为主，家里的大米，都是偶尔从走街串巷的小贩那里用当地作物按照一定比例换来的。通常情况下，一斤小麦才能换来半斤多的大米，而小麦本身就已很珍惜，所以足见大米的价值，大米几乎从来都是作为调剂和补充的，若谁家用蒸馍的大锅蒸出一碗米饭来，会惹得很多邻居侧目，他们自己，端着饭碗在人群里，也会觉得非常自豪的。即便是做稀饭，大米也难得一见，更多的是用小米，条件好的放个大枣，次一些的放个花生，或者用石臼子将新收获的小麦捣碎做成麦仁，搅和在稀饭锅里。当然，那时候，我在中学的食堂里，是喝过大米熬出来的稀饭的，但往往透过清澈见底的汤，只能在碗底看见数颗臃肿的米粒，哪会想到，它们在首都北京竟会如此干巴巴地抱成团呢！

但我终于还是把那碗米饭吃完了，然后，感受着身后射来的嘲笑的目光。后来，我折回到站前广场上，学着别人的样子，找到一张不知谁丢弃的报纸，铺在印象中特别光洁的地板上，将双手放在脑后，仰面躺上去，竟酣然地睡了起来。醒来时，天光熹微，市声却不知为何竟沉寂了。到处是东倒西歪的人，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则应像极了国产大片中一场激战刚发生过的场景；但我那时，却恍然如置身于无边无际的荒野，顿时升起一种沦落天涯的感叹。不过，当时的北京已经有公交车了，于是我跑到路边，见有人在一个大牌子下面等，我也就站在那里，一遍遍地搜寻，倒也都是一些在书本上常见的地名，但是，如何才能找到去朋友那里的路途和车次呢，我却茫然得很。过了一会儿，一辆早班车驶来，人们纷纷往上挤，我也就跟着挤了上去。车到哪里？站在最前排，怯怯地问司机，司机是否有些不耐烦，我已经记不清了，然而却记得一个女售票员，一手拿个纸夹子，一手拿个铅笔样的东西，她站在我跟前反问道，你要去哪里啊？我想了想，颐和园。她于是很干脆地回答说不到颐和园，你就到天安门下车再转吧。这也是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地名，而且，从读小学的时候，就对它怀着梦想的。于是，天安门就天安门吧。

刚到天安门，我就看到一群人朝同一个地方飞奔，那情形，跟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看外边的小流氓打架一样，于是，我也就习惯成自然地奔了上去。到跟前，才知道那里正在举行升国旗仪式。在中学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常常被组织起来参加升旗仪式，但同学们都嘻嘻哈哈你推我攘的，即便是老师大声呵斥，也根本不当回事儿。但是，这天安门，远远地还没到跟前，我却一下子就被那种肃穆和庄严震撼住了。我不是一个会写伟大颂歌的人，再加上时过境迁，很难完整地描述当时的心情，我只记得那么多的人，拿着相机的，背着大包小包的，牵着孩子的手的，都一起向着同一个方向跑去。我被许多人的围观镇住了。也许，那些一边跑，一边叫，又一边举起相机的人，才是我表情格外凝重的原因。我没有相机，我只能用我严肃的目光，用中学生在操场上听校长训话的姿态，望着那直立的旗杆和晨光中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一种现在看来可以用震撼、崇高、敬仰、升华等词来形容的情感，就在内心不由自主地升腾起来。

然而，那一次，我并没有排队去毛主席纪念堂，因为当时，我怀着极大虔敬，看着那些参加过升旗仪式的士兵，并为他们的姿态所吸引，就一路相随着走到金水桥下面，直到他们进入我印象中的某个记不清名字的机构的大门后，才不得已折返回来，在长安大道上又茫然地寻找着公交站牌。我应该是沿着那条宽敞的大街寻找了很久，看着两边辉煌的建筑，我内心也一定产生过迷茫，但是，这些我已经记不清了，毕竟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后来我终于在公主坟附近的某个站牌下找到一辆开往西三旗的公交车，并在下车后沿路打听，终于在近午的时候，找到家肉联厂的大门，而我一个村上的那个朋友，就在这家肉联厂上班。很快就到了工厂用餐的时间，我那个朋友就用自己的工卡，给我额外领了一份他们的工作餐。我至今还记得那个中午在肉联厂的朋友宿舍里吃过的那一顿午餐，是一份排骨外加两个大馒头，因为从小就在家里吃馒头，而那家肉联厂的馒头也没什么显著特征，所以我已经忘记了，但却清楚地记得，那份排骨，白煞煞的，很大块地堆积在搪瓷碗里，给我的视觉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至今想起，也还不免觉得奢侈。朋友劝我多吃，态度是热切而又大方的。而我当时，的确是很饿了，于是一番不分青红皂白的狼吞虎咽之后，才注意到脑袋周围早已聚拢了一大群苍蝇，它们的块头，从回忆的眼光看过去，竟比那些我刚吐出来的骨头还要硕大，而且颜色又那么黑，真乃平生难得一见。由此，我觉得，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其实除了天安门的神圣、威严、崇高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并不见得比我乡下的老家干净和敞亮多少。

第二天大清早，朋友因为请不下假来，就借给我一辆自行车，让我自己骑车到西三旗的公交站，然后车子寄存那里，再乘公交车到北京城里转转。而这里所谓“城里”的说法，很显然是将他自己所待的地方，比作乡下了，而寄存自行车，在我们老家的集市上，也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在这北京的乡下，吃饭的时候被黑而大的苍蝇围拢；晚上睡觉的时候被蚊虫轰炸；出门上厕所，又是那么一地浊水横流，臭气熏天，提着裤腿，犹豫半天，竟找不到下脚的地方，这应是不足为奇的了。而唯独一场夜雨，在朋友租住的村落外，能看到苍翠的远山，此一点，比之我们鲁西南平原上的老家，让人心旷神怡多了。这心旷神怡的感觉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以至于事隔二十年之后，我再一次到访西三旗，在某个饭店里跟人吃饭，还情不自禁地忆及当年的感受，而一同就餐且家居附近的朋友则说，离山还远得很，怎么可能看得见呢。放眼过去，即便天气爽朗没有雾霾的日子，也只有堵在面前的一片片水泥的森林罢了。

的确，如今从西三旗到圆明园，这一路上早已遍布高档的写字楼和住宅小区，而在其间填充的，则是各种类型的消费娱乐场所。原本我曾骑车经过的一些空旷地带，已经完全找不到踪影了。那天，朋友让我将车寄存在西三旗的公交站，而到了地方之后，我却觉得既是闲逛，骑自行车当然比坐公交要方便且省钱多了，所以，当年从西三旗，七转八拐的，我竟连一个人都没问，就骑行到了天安门广场。记得当年途经清河的时候，还在路边发现了一长溜地摊书肆，一套1973年版的《鲁迅全集》，就是我在返程的时候从那里买下来的。不是很全，但也有十几本，而每一本要价大约两块钱，算下来，也要三十来块的。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当然是一笔很大的开销，然而，作为乡村版的文学青年，对鲁迅及其全集，却一直是怀着仰望甚至迷信的态度，所以，使劲咬咬牙，还是买了下来。买下那套书的感受，现在想起来，大致也跟博客上的“坐沙发”一样。

以后，我又买了一套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但相比这新版的三两本书合订在一起的样式，我更喜欢的，还是1973年版的简朴和素雅。尤其是它的袖珍版式，除却极个别的，基本上每本书不会超过100页，非常便于携带和翻阅。所以，这么多年来，几乎每次出门，我都会挑出其中一本随身携带。在熟读的同时，也就将当初清河地摊买书的情景给刻印在脑海里了，以至于时隔二十年之后，我因为偶然的机缘坐车从那附近经过，在等候交警疏通车辆的当儿，竟恍然觉得某小区门口一棵歪脖子的老槐树似曾相识。这或者是一种错觉，毕竟吹着车内冷飕飕的空调，望着外面刺眼的阳光，冰火两重天的，很容易就会让人陷入恍如隔世的心境之中。但在那棵老槐树枯瘦的枝干的一处突起上，我竟仿佛看见了一根残留的铁丝，深深地箍进了那突起的中间部位，而当初系在铁丝上的书画册页，它们也是在这午后的阳光里，被慵懒的风随意吹拂着。

很多时候，我将偶然当作自己的命运，而这一观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跟这第一次的北京之行有关。我已经记不清楚离开清河书摊之后又骑行了多久，经过了哪些地方，才到达北京西郊学院路一带的，但却记得那天上午的阳光很好，因为当我站在马路对面张望中国地质大学校门内的毛泽东塑像时，不得不手搭凉棚，而那塑像所反射的光辉，让我灵光一闪般地确立了往天安门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目标。在此之前，我其实是漫无目的的。偌大的北京城，我不知道往哪里去。大街上人来人往，他们似乎都有一个明确的去处，而我却像一个游荡的孤魂一般，双脚虽使劲地踩踏着自行车，但内心却茫然不知所措；一度想找到所报考的学校而不得，又不免有些焦灼不安。正在这时，一位长者从我旁边骑车经过，只见他脑袋近乎谢顶，额头一片光亮，清癯的面孔上架着一副眼镜，这竟让我没来由地觉得他身上有一股仙气，更想当然地认为，他一定是某大学的教授。那时候，我还对大学教授充满一种神秘的想象。倒也并非仙风道骨，白须飘飘，不食人间烟火，但起码应该有一颗智慧的头颅、深邃的目光以及淡定的姿态，而不急不缓地骑车从我身边经过的长者，就恰好拥有象征这一切的审美符号。我想或者跟着他，就会找到所报考的学校。就是这样，我才来到了中国地质大学的门前，并眼看他拐进了右手边的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的校门。研究生部这一“高大上”的名字虽让当时的我浮想联翩，但无论是矿大还是地大，都并非我报考的学校，这不禁让我有些失望。然而其后不到一个月，高考分数下来了，再然后，结果知晓，我没有被所报的学校录取，而是被调剂到了一所地方院校的地质测量专业。所以，回头想想，我那天尾随那位教授的行为，真仿佛一个神启，预示了我的大学与专业必然地会与矿业和地质纠缠在一起。实际上，就在此后的几天，我看到肉联厂打工的朋友的床头有一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它显然被当作一本励志书来读的，而当我捧着这本皱巴巴的书的时候，也很快就被其中主要人物孙少平的命运遭际所打动。既然孙少平曾因为矿工身份而在火车上遭遇验票员的歧视性对待，他最后又何以义无反顾地做出回到煤矿的选择呢？这是我的疑问。然而这疑问，也在不久后因为收到矿业院校的录取通知书而变成了神秘的启示：难道真有一股力量已经提前决定了我的命运，且又以隐秘的方式不止一次给我作出预告了吗？要知道，我早在初中时就曾听说过这部小说，却何以在这等待高考录取结果的暑假里才读到呢？而我那天既出于茫然又出于好奇，尾随一个骑车的长者，这按说应会有多种可能性的，但结果，他竟拐进中国矿业大学的研究生部，且又在我失望之余而一眼瞥见对面中国地质大学的校门。这种种巧合，就不由得不让我作出唯心的解释。

不过，在当时，我却只是因为地大校门内的毛泽东塑像而记起了此前在天安门广场上遗漏的一个事项，并即刻为茫然失措的自己定下了下一阶段的骑行目标。如今二十年过去，即便凭借手机上的智能地图，我恐怕也很难找到从地质大学到天安门广场的路，但在当时，我好像也并没费多大力气，就于上午11时左右出现在广场西侧的大街上了。我骑着自行车在那里晃荡了很久，并不时地停在楼荫里歇息。我应该是在路上买了一张地图，于是就在歇息的时候拿出来看。这中间，有个拎着马扎的老大爷好心地走到我跟前，他用很好听的京腔问我要不要帮忙。见我有些迟疑，他还特别地强调说，他家就在附近。我从他的热心里体验到了一种身为北京人的优越感，正如二十多年之后，我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身上体验过的一样。但二十年之后，我会对出租车司机不断炫耀作为北京人的优越感而嗤之以鼻，因为再怎么着，也是我掏钱买你的服务；而二十年之前，作为第一次踏上这首善之区的乡巴佬的我，却对那位老大爷表现出强烈的诚惶诚恐。我其实并不是迷失了方向，我拿出地图来，也不过是因为怕别人觉得我形迹可疑而装个样子。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四处逡巡，想找个存放自行车的地方，因为在我们乡下赶集的时候，或去城里办事的时候，总会把车子存放某处，然后再凭着手中的牌牌，以两毛或五毛的代价将车子牵走。而我的朋友，在我出门的时候，也曾交代我将自行车存放在公交站牌旁边的。然而，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的街巷，我却找不到一个看管自行车的人，这让我很有些发愁。怎么办呢？看着那么多人排队去参观毛主席纪念堂，而我的车子却找不到存放的地方，那位老大爷又是那么热心，我又不想让他知道我的困难所在，于是，我便随意地问他公主坟在哪儿，而他又颇有耐心地回答我说，公主坟其实并非一个景点，而只是一个地名罢了，至于何以如此呢，他则又一五一十地讲了很多的历史典故。我呢，也确实觉得有些惭愧了，以为还是被人窥破了乡巴佬的本质，但实在的，无论公主坟是否一个景点，我当时并不感兴趣的，而借用毛主席在《矛盾论》里的理论来解释，我的主要矛盾，是想赶快找个存放自行车的地方，以便加入排队的行列，像那些名人博客里的抢沙发者一样，能如愿地进去纪念堂瞻仰毛主席的遗体。

终于，热心的老大爷走了，而我也下定决心，决定将车子就锁在纪念堂周围的栏杆上。我知道，这或者是不合规定的，因为那一圈的护栏上，没有任何东西拴在上面，何况还不时有穿制服的警察或士兵迈着正步从那里经过，他们说不定就会在我排队的当儿将自行车以违反某种规定的理由给砸开锁，把它扔到我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的地方。想到这点，我心里是一阵发紧的，毕竟车子不是我的，要是丢了的话，即便朋友不让赔，我也会过意不去，说不定都不好意思再待在人家那里了。但我却又抑制不住自己去参拜毛主席遗体的念头，毕竟他在我的心目中，是远比那些博客中的大V们，要伟大乃至神圣得多的。于是，我匆匆地将车子在护栏上锁好，又一步三回头地跑去排队，在长长的队列里，也禁不住一次次用想象的眼睛望向远在纪念堂那一侧的自行车。假若它也会思考，且又有眼睛的话，不知道它会否对我怀有怨言，毕竟那肃穆而庄严的广场上，并不是孤零零的它所习惯而且能够安心待下去的地方呀。

我是如愿以偿了，而且在烈日当头却意犹未尽的情况下，排了三次队，进出了毛主席纪念堂三次，但最后，太阳已经正当头顶，我饿了一晌的肚子大肆抗议了，而对锁在栏杆上的自行车的担忧也又来侵袭了。我眼巴巴地望着辽远的队伍的尽头，才终于作罢，而后，我来到锁自行车的地方，它竟还顺从地待在那里，这让我禁不住欣喜若狂。因为，如若不然，说不定刚刚获得升华的我的心灵，一刹那间就会坠入失落的深渊，毕竟，人并不能总活在精神或信仰的世界里的。时隔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在我们村那些去过北京的人中，别看许多人住在那里很多年，我竟是唯一一个早晨看见升国旗景象的人；而即使参观纪念堂不稀罕了，但像我那样，将自行车锁在纪念堂的护栏上而三进三出的，迄今为止也只有我一个人。不仅看升国旗我坐了沙发；参观毛主席纪念堂，这沙发也是非我莫属的。在那个过程中，我心情的激动，以及摆出庄重的样子，或者并不仅仅来自升国旗以及参观毛主席纪念堂这件事情本身，而且还来自周围的人的活动，他们都重视这件事情，表现出肃穆的神情，而身临其境的我，也就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了。当然，那时候的网络还没如今这么发达，“沙发”之类的用语，也或者还没发明出来，但我当初的心境，应该比之那些迷恋坐沙发的网民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要知道，网络上的很多人，在名人博客那里“抢沙发”，却未必真的感动于他们的文章，或者受教于他们的观点，而是为他们的名而去，比之我当年纯真的心灵所受到的感染，他们或者不过是为了沙发而沙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