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洛尔德在台北

恰尔德·哈洛尔德是十九世纪第一个文化英雄①，当时欧洲因为工业革命而形成人口集中都市的现象，战争的阴影笼罩在人类的天空上，十八世纪后期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使得隔岸的英国人感到失望。恰尔德·哈洛尔德在十九世纪的一〇年代游历欧陆，为英国人带回一部诗体游记的头两章，立即引起震撼，因为他以个人的心灵解放取代了集体革命的憧憬。

恰尔德·哈洛尔德对于人生的态度是怀抱着阴郁的，他发现自己和整个时代格格不入，他以纤细的思维和冷静的眼神，看见人类为了卑微的生存而阿谀、追随、钻营和求告。他怀抱着孤独感哀怜浊世，但他的抗议只是亲近自然；他怀抱着对于古代世界的崇敬，但他在光荣的罗马和希腊只找到荒凉而反讽的废墟。

G②的诗令我想到了一百多年前哈洛尔德的诗，他们同样面临一个彷徨的时代（无论是“现代化／工业化”或者“后现代化／后工业化”），他们同样感受到孤寂和城市的腐败、人间的罪恶，而提出内省式的批判。

哈洛尔德在伊斯坦布尔看见狗群在街头啃食人尸，而G在台北见闻了十三岁的小菊在人肉市场跌落“精液的海”；哈洛尔德说“谁死了，没有一个人会敛起笑容”，而G说“今天又有二十万人和我擦肩而过”。

G冷眼观看台北发生的种种事件，从社会的变态到震撼人心的新闻，他是一个当代的哈洛尔德，虽然G不曾像哈洛尔德一般自英国向东方流浪，但是小小的台北却像是精巧的晶方一般吸收了整个世界的虚伪和黑暗。他们同样生存在一个没有光荣也没有历史感的故乡，在英国失去了尊严的时候哈洛尔德起程了，在台湾总是寻觅不到身世定位之刻G的诗也起程了；他们都在虚浮的城市之光下洞察着离开了“心”的人群和社会，他们都是永恒的失眠者。

从1980年迄今，G发展了一套自己的语言，偶尔我们看见了《大台北地区电话簿》这种特殊的表现方式，但是大致上他的诗体有一贯的特征：明净的语言、散文式的文法、夹叙夹议的结构，以及一种孤独、冷静而悲悯的观点，这多半也是《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特征。

如果诗人不是困居在书房中的修辞工匠，那么生活与行动本身势必改变了诗在语言上求浓缩、求密度的公式，因为一个漫游者一旦发现了他所经历的各种不可忍受的谎言，他必然不愿在自己的诗上加套语言的面具。

况且，在哈洛尔德的时代也好，在G的时代也好，都是诗的变革时代，往往有一套秘藏学院的诗法等待他们颠覆，哈洛尔德时代的“雪莱派”将戏剧的素质和诗掺和，而G的时代的诗加入了散文的议论和小说的叙述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1994年1月28日《中时晚报》

脚注

① 恰尔德·哈洛尔德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虚构的一个人物，也是“拜伦式英雄”中的第一位登场者。

② G指焦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