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的碰撞，真诚的友谊

孙静

在“向科学进军”的诱人口号下，我踏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那是1955年的秋初。盛夏刚过，还感受不到多少秋气。植被丰茂的校园里，到处仍然是郁郁葱葱的气象。走在林荫小路上，看着那拔出绿树尖头的传统大屋顶建筑的飞檐，不禁心旷神怡，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成长园地。

人事环境足与自然环境媲美。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虽非和声，却不影响青年们特有的那种亲和力，在不协调的话音中洋溢着纯真、和谐、欢悦的气息。那时的青年，单纯真挚，既各争上游，又互助互爱。

我是从工作岗位上考学的，比起从校门到校门的莘莘学子，不免大出三至五岁，因此对身份相类的同龄人不禁更多一点亲切感，其中之一就是陈玄荣。他是48年参加闽中地下党组织，曾在闽中人民游击队控制区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但他没有我那么幸运。我们参加革命的时间差不多，我入学时已是十七级县团级干部，他可还在二十级左右晃荡。不过，我们既都已弃“干”从“学”，青衿学子的情分超越一切，鱼水相得，既无“官”气，也无“级”气，这也是学府不同于官府的地方。

他面颊尖瘦，从额头到下颏像一个楔子，轮廓清晰，棱角分明，稍稍凹陷的眼眶里，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瞳仁，使人强烈感到一种刚毅、睿智的神采。假如他不是天天刮脸的话，一定是个大胡子，两颊总是被青青的胡茬遮蔽了皮肤的本色。他有时情不自禁地伸过手来摸一下我的面颊，看那神情，欣羡中还带着一些诧异，年龄相若，怎么我的面颊光滑，而他总是“鞫为茂草”呢？那时，我很佩服他为学的抱负、毅力与勤奋，入学不久，他就开始标点二十四史，并且不断拿着他的成果去找历史系的教师批改。我想，如果不是后来一种奇特的遭遇，经历了重大挫折的人生，他肯定会在学术上作出更加卓越的贡献。

这遭遇就是使校园风云骤变的“反右斗争”。“斗争”驱走了和谐，“分裂”代替了团结，连那高翘起的大屋顶的飞檐，也好像气势汹汹地要刺向什么。在大字报的海洋里，在一片喊杀声中，陈玄荣“落网”了。他在闽中游击队时，经历过“肃反”，对一些极左做法持有自己的看法。在“鸣放”会上，不免向党交心，给党提意见。结果被认定是否定“肃反”的“右派言论”。那时，我恰好在班上担当一点职事。我没有划定“右派”的权力，却有执行指示的义务。记得是我和马真两人找他谈话，宣布他为“右派分子”。他当时的那种神情，至今还深印在我的头脑里。那是坚定的抗辩，也是真诚的期求，是焦躁，是压抑，是希冀，又是绝望。当时虽然还不知被划为“右派”会是什么结果，但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这无异宣告政治生命的结束、前程的毁灭。就在这一刻，我们就由友人分化为敌我对峙的两极了。我心里也满不是滋味。

“反右”结束以后，他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进入语言专门化班，我还留在原来的文学专门化班里。班级的分割、敌我的界限、内心的不安，使我们疏离了。

1999年，我突然接到他的一封来信。信中说：“阔别39年，时深思念。20年前，由黑龙江大学调回福建师大，路过京津，曾回母校拜访正刚（当为振刚）、修己、丹忱、天石诸友，也打听你的住处，拟往促膝谈心。但是有人劝阻，只好作罢，殊不释然。”信中所说的20年前，推算起来，当是1978年，我那时作为“反革命别动队”的成员之一，还在封闭式的学习班里接受审查，要见面恐怕是办不到的，有人劝阻，理所当然。这真是应了那句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前，他是人民的“敌人”，现在这种身份又轮到我了。友友朋朋，敌敌我我，你你他他，这给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真实的面影。真情的友谊，也就在其中碰碰撞撞、起起落落。他在这封信里，送给我一张他的照片。信中说：“你我都年近七旬，我1931年生，你1932年，人生至此，可以安排后事了。数十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谁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无怨无悔，誓为党工作到最后一息。望以此互勉。我四十岁、六十岁的留影，已寄俭明、学超，这一帧是在香港拍的，用在回乡证上，脸上是刀刻一般的皱纹，皱纹里混合着忧伤与审慎，但眼神仍是坚定与果毅的。你接到此信后，我已到香港特区。请不要忘了万里外尚有一位惦记着你的七旬老友。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使我悟出了这两句话：以理性看待万物，以真诚对待友人。我愿以此为座右铭。”对我这个“宣布”他是右派分子的人，不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而是胸怀坦荡，毫无芥蒂，还在深深念着当年的友谊，充分体现了那一代人的风范。过左的政治斗争，莫名的碰撞，毕竟不能销蚀人间的真情！当我回他一封信后，他还特地打来一个长途，为的是听听老友的声音。

和这件事相类的，是我和谢冕的一段因缘，我们俩都是毕业后被留系任教的，是同学，又是同事和朋友。虽然由于学科不同，来往不多，称不上密友，但至少是真情相关的好友。70年代初我们都被下放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农场。当时清查“5·16”的工作还在继续，谢冕受一封检举信的牵连，成为被清查的对象。连队（当时是实行军事编制）里的清查工作采取包产到户的方式，谢冕包给了连队的伙食班，我那时是连队的事务长，也就自然成为清查我这位老同学的头儿了，使我再一次面对和朋友的碰撞。

军宣队指示我，对谢冕的问题，要认真，要有威力，他的“5·16”问题有他同学的检举材料，是填过表的。几乎是铁板钉钉，确凿无疑，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有的只是谢冕俯首认罪了。谢冕是诗人兼学者，为人真率、富于激情又带一些天真气。他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真诚和爱激动。我找他谈话，他矢口否认。我看着他那神情，还是和往常一样相信他的真率坦诚。我只能告诉他，确有检举材料，如果有，躲不过去，真的没有，也不要乱承认。

在当时那种情势下，真诚的否认并不能被真诚地接受，只能被视为狡猾抵赖。既不承认，就要“继续革命”，迫使其彻底投降，常常在晚饭后，伙食班的一班人带着一天的劳动疲惫，围坐在灶台旁，举行“攻心会”，重复那些念经一样的大道理。有人也许是出于对党的无限忠诚，有人也许有一种老鹰捕捉小鸡的快感，穷追不舍，我却只想早点结束睡觉。

大约谢冕被“攻”得有些受不住了，或许可怜我们这些人如此耗神，一天，他忽然交给我一份交代材料，说这都是他心里对江青的看法，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实在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这真可以说榨到“底”了，把“心”都给榨出来了。

当时我想，我这位老同学真够天真得可以了，“心”里的东西谁知道，把这样的东西献出来，岂非自投罗网？反“文化大革命”司令部中的“女皇”，罪过绝不下于反“伟大领袖”，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我没有拿着这份材料去向军宣队报告战果，而是将它夹在一本书里。过些时候，大约谢冕自己也省察到这样做法的严重性，找我说：那份材料是心中想的，没对任何人说过，能否还给他。我将材料退给了他。现在想来，这虽然使他当时免遭一些残酷斗争，可也让他失去了反江青的英雄的光彩。粉碎“四人帮”后，常见有人拼命宣扬自己如何如何早就认识了“四人帮”的面目，而实际虽然说不上是紧跟，也跟得相当起劲。可是谢冕，我却从没有听到过他对此事的自我宣扬，这也就是我这位朋友诚朴可爱之处了。事实终归是事实，没有就是没有，谢冕不是“5·16”，他没有说假话，那份检举材料真是莫名其妙。风暴过去，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当年，像这样碰撞过的人，何止一二！人能有第二次生命就好了，如果再来人世走一遭，多少会变得聪明一些，成熟一些。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那种环境又形成了，那种思想、原则、气氛又复辟了，即使让你重新经历一次，你又能怎样呢？看来，更重要的是接受历史教训，绝不准许那种东西死灰复燃。

回忆是美好的，得意的、失意的、错失的、悔疚的、冲撞了别人的、被别人冲撞的，都很有咀嚼的意味。难得的是唤回当年的那种感觉，那种青年人相聚一起的真情。被冲撞的人，对我没有计较；冲撞过我的，我对他也没有计较。路是个人走的，也不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我被组织上派遣到“反革命别动队”里，这话听起来不是有点滑天下之大稽吗？然而却是事实。毕业已经四十年，百十来个同学，有的常见，有的不常见，有的几十年一见，有的从结业后至今未见。不管是碰撞过的，还是没有碰撞过的，心中都还保有着那一份真诚的同窗之谊，一旦相见还会找回当年的那种感觉。人间最贵是真情，它不会因久别或碰撞而褪色、消失：“别来头并白，相见眼终青！”

孙静，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本科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任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