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从来的“历史书写”，无非有两种方式对历史加以重构和复原，一是基于文献的文本书写，二是基于实物的考古发掘，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与旧金石学相比较，现代考古学的最大特点是所有的基础工作都来自于田野作业，由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两大理论支柱构建起现代考古学的框架。如果将1926年李济先生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点，那么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告别了她的昨天，正在迎接充满希望的明天。

中国考古学的昨天，经历了不平凡的岁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从她诞生的那天开始，就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觉醒、文化复兴和强国之梦想紧密联系在一起。20世纪以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人在我国西域“丝绸之路”沿线新疆、敦煌等地开展的所谓“考察”与“探险”活动，对中国文物大肆掠夺的行径，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学者强烈的民族感情，国人希望中国学人奋起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呼声渐高，催生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瑞典人安特生从辽宁锦西一直到河南仰韶、甘肃、青海一线对史前彩陶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得出的结论却是“中国文化西来说”，也给了国人自古以来自成体系的“国史观”以极大的震撼和冲击，地下出土资料不仅能够“证经补史”，而且还将重写国史的新史观，也逐渐开始深入人心。所以，当李济先生以中国学者的身份主持发掘西阴村，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中国国家队的身份三次主持发掘安阳殷墟遗址之时，中国大地上这些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独立开展的考古发掘，给予了当时中国知识界莫大的激励，为其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能量，也给了国人新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信。于是，才有了王国维先生对“二重证据说”的倡导、陈寅恪先生对学术“预流”的前瞩和围绕顾颉刚先生“古史辨”派的争论，才有了至今仍为学界所称道的早期民国学术的一派新气象。八年抗战期间，即使是在中华民族面临最危险的民族危亡时刻，中国考古学也仍然艰难前行。在西南大后方进行的汉代崖墓的调查与发掘、前蜀王建墓的考古发掘、四川邛窑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唐代龙兴寺遗址石刻造像的调查发掘，还有故宫博物院文物行程千里、车运船载南迁到西南大后方这些壮举，都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为支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考古学进入到一个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和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同步，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规范和学术基础，可以说就是在这个全民族充满着希望与创造力的年代里奠定的。即使是在十年“文革”动乱时期，一片死寂的文化事业中“一花独放”的大概唯有考古学。从马王堆出土的千年不腐之女尸，到满城汉墓中出土的精妙绝伦的“长信宫灯”，一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精品展》的电影和出版物，不仅给了全国人民极大的精神享受，也在中国传统文化几乎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年代里，让人们感受到几丝暖人的春意，一如阴云密布的天空中洒下来几缕明媚的阳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开始走向世界，面向未来，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时期。今天，如果要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所走过的道路、所取得的成绩，可以借用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的论述来加以概括：第一，已经基本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框架；第二，已经提出或正在探索一系列重大考古学问题，诸如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古城古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道路及特征等；第三，正在广泛地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第四，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及学科间的相互渗透正呈方兴未艾之势a。如果对此再稍作展开，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涉及中国历史的重大问题上，考古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例如，从来文献记载颇存歧义的中国上古史，由于考古学的成绩，至少在下述四个方面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一，确立了中国文化是本土起源而非外来的基本事实；其二，中国史前史的架构，因考古学区、系、类型学建立起来的基础而得到完善和建立；其三，中国史前史的社会面貌与转型轨迹，因史前考古学资料的积累得以廓清；其四，中国文明起源中最为重要的夏、商、周三代历史，因商周考古的突飞猛进而得到多方面的补证。再如，在世界考古学界著名的“三大起源”（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城市起源）问题上，中国考古学也做出了卓著的贡献。长江流域稻作农业起源的新成果、中国北方地区粟与麦的发现与传播等重大问题的探索，重新勾勒出新石器时代以来我国农作物栽培史的线索及其和中亚、东亚等地区原始农业的相互关系；猪、狗等动物驯化的考古学证据，确立了中国在东亚地区原始畜牧业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中华文明起源探索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以及各地相继开展的“古城、古国、古文化”及其社会复杂化进程与早期国家形态诞生过程的考古学观察，都谱写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新篇章。

我们为中国考古学所走过的道路而自豪，也期待她有一个更为美好的明天。那么，中国考古学的明天将会如何？每个考古工作者的心中，或许都有一个“中国梦”。

我想，明天的中国考古学，首先应当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世界眼光的中国考古学将不成其为真正的中国考古学；反之，如果缺少了中国考古学的世界考古学，也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考古学。首先这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曾经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考古学所揭示的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是无人能够否认和漠视的事实。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不断前进，过去一度在世界考古学领域中“重欧美、轻东亚”的价值观念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时代。其次，就考古学的技术体系与理论方法而论，中国考古学已经与世界接轨，以各种自然科学方法开展的田野考古中的科技考古，其技术标准和要求已经写进了国家颁发的考古工作手册；对于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海洋考古、水下考古等一系列新的考古学分支领域，中国学者已经不再陌生，开始在不同地区结合实际加以具体实践；对于西方考古学界曾经流行的新考古学、实验考古学、认知—过程主义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聚落考古学等各种新的理论与方法b，中国考古学家们早已熟悉并且批判地加以吸收和借鉴。再次，中国考古学家们不仅早已开始重视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而且还开始走出国门，开展跨境考古研究、比较考古学研究，将中国考古学自觉地置于世界考古学视野之中加以考察。

明天的中国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将会更加和谐，联系更为紧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考古学将会更多地成为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宗教史、民族史等诸多学科的亲密伙伴，而不是固步自封，自闭于开放的学术系统之外。在自然科学领域，考古学将更多地从飞速发展的科学前沿成就中吸取其精华加以利用，GPS、GIS等各种信息系统的运用，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材料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技术手段的引入，都将带来田野考古技术、文物保护技术等领域革命性的变革。

明天的中国考古学，将不再是少数学者自娱自乐的“象牙塔”，而将会有人民大众参与其中，“公众考古学”将会走进社会、走进家庭、走近青少年。考古学不再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而将会是大众关心的热点话题和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家们不再是人们心目中敬而远之的古迈学者，而将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益师和良友。

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考古学走过了她艰难险阻的昨天，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今天，就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原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25日，第5版“学术探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