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阳故城之议

自1980年以来，黄朝凡先生先后在《汕头日报》《广东文博》等公开或内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出“秦汉时期揭阳故城在今揭西县河婆镇”。但我认为，这个结论缺乏根据，特提出与黄先生商榷。

黄先生根据《广东通志》“今县（治）西北一百五十里有揭阳岭，（故城）必在此岭之南也”，和《读史方舆纪要》的相同记载，牵强附会地说离河婆不远的独山距揭阳县县城150里左右，上列古籍所说的揭阳山（揭岭）应是指独山。所以故城在独山之南，便是河婆了。

其实并非如此。揭岭、揭阳山都是莲花山脉的一部分，而独山，又是与揭阳山毗邻的一个并非独立的山体。揭岭（又作飞泉岭）、揭阳山、独山，由东北向西南依次排列，绵亘上百里。据《潮州志·潮州川流》，“揭阳山，在（揭阳）县城西北48公里”，“独山，在县城西56.5公里”。揭岭则列入丰顺县，距（丰顺）县城西南38.5公里。古籍每每把揭岭和揭阳山混淆，黄先生也步此后尘，而且把独山顶替揭阳山（揭岭），以论证自己的故城说。

黄先生也列举“河婆镇周围出土的文物”来“实证”他的汉朝故城说。可惜他列举的文物全部出土于“河婆镇周围”（45里外），而不是出土于河婆镇。而且他列举的文物也无一是汉代的。我们承认汉朝以前河婆镇周围山麓已有人群居住，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婆镇就是汉代故城。是否为故城，应有故城遗址才可信。

黄先生还引出河婆有南关，说“南关城可能为唐宋时事”也。遗憾的是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一切文献，包括宋、元的《潮州三阳志》，明、清的《潮州府志》和《揭阳县志》，都只字未涉及。试想一下，一个“面积约五十亩”（按黄先生所说）的唐、宋城，在当时是何等壮观的建筑，连一间古屋也不放过的宋、元《潮州三阳志》会失载吗？要知道，直至宋朝末年，作为全潮州地区政治、经济与军事、文化中心的潮州郡城的子城，也不过周长“一千二百余丈”！至于说唐代有这样的建筑，那更是不可能的。欧阳修的《新唐书》告诉我们，当时整个潮州地区，不过“四千四百二十户”“口二万六千七百四十五”，在僻处一隅人烟稀少的独山脚下，建造这个庞然大物有何用处？

事实上，到了明嘉靖中，也还没有河婆村！这只要查一查郭春震的《潮州府志·杂志·村名》就会明白。至于黄先生援引近人编写的《河婆风物志》，说“南关城”“有四门，南门外有护城河，河上有桥，石栏犹存”，则是把清代乾隆时物误当唐、宋时物了。

根据清代乾隆时所修的《揭阳县志》，乾隆时确有河婆汛、河婆埠与河婆圩了。河婆汛有四进官署，按当时形制，也围以城。稍微留心，就可发现这一版本的《揭阳县志·霖田都》图上，河婆埠异乎一般村庄地加了一个正方框（同时的渔湖都图“弦歌重镇”“古教场”也都加有这样的方框，而桃山都的“炮台埠”则画成一个大圆圈）。显而易见，这个方框是当时城墙的线条化，也就是黄先生所说的“南关城”了。这是清朝构筑的军事设施，

几乎所有的埠、市都有，不独河婆然。至于“南关”，则是南门，现在的炮台、棉湖镇也遗存这样的称呼。黄先生说“南关城”“很可能是汉代揭阳县城的延续”云云，太“超前”了。城墙的三合土与石桥栏杆的清代特征，完全可以说明。

再从“地理环境”来看。黄先生根据河婆镇周围有三山（独、巾、明）等崇山峻岭及军墩村、军田村和军子岭村，而以为河婆“堪称军事重镇”，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说“秦时以武力南征，当然要找这样的‘兵家必争之地’为立脚点”又失于武断。因为这些带着“军”字的村庄，再早也只能是明代开辟军屯的产物。按嘉靖《本府志》，当时揭阳共有12处军屯，正是这些军屯遗下很多带“军”字号的村庄。好像乾隆本《揭阳县志》“舆地”中，梅岗都有“军寨”“军田埔”村，蓝田都有“军屯”“军埔”村，与河婆周围带“军”字号的村庄是一样的。当时在各处设军屯，重在生产自给，并不能说这些地方都是军事重镇，更不能一下子把它作为秦征岭南的立脚点。

从地形图上可见，河婆处于一个小盆地的边缘，独山和百花园两支山水在此汇成南溪，蜿蜒东流。开设军屯以后，人烟渐众，河婆“附近数县山货，多集于此输出”（《潮州志》），终于发展成圩、埠。但在秦汉时代，这里却还是河浦（滩地）而已。至今没有在河婆镇区发现早至秦汉，晚至隋、唐、宋的古遗址，就是明证。所以秦汉乃至唐宋，揭岭为内地至揭阳往返必经通道（见《潮州三阳志》），但这不意味着会在当时偏僻狭窄、交通闭塞的今河婆地区设立县城。

综上所述，黄朝凡先生的汉代揭阳故城说是建立在很不可靠的三个“证据”上的，我以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所以写了这篇短文跟他商榷，也有待更多方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