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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故城之议

乡之魂 作者:彭妙艳 著


揭阳故城之议

自1980年以来,黄朝凡先生先后在《汕头日报》《广东文博》等公开或内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出“秦汉时期揭阳故城在今揭西县河婆镇”。但我认为,这个结论缺乏根据,特提出与黄先生商榷。

黄先生根据《广东通志》“今县(治)西北一百五十里有揭阳岭,(故城)必在此岭之南也”,和《读史方舆纪要》的相同记载,牵强附会地说离河婆不远的独山距揭阳县县城150里左右,上列古籍所说的揭阳山(揭岭)应是指独山。所以故城在独山之南,便是河婆了。

其实并非如此。揭岭、揭阳山都是莲花山脉的一部分,而独山,又是与揭阳山毗邻的一个并非独立的山体。揭岭(又作飞泉岭)、揭阳山、独山,由东北向西南依次排列,绵亘上百里。据《潮州志·潮州川流》,“揭阳山,在(揭阳)县城西北48公里”,“独山,在县城西56.5公里”。揭岭则列入丰顺县,距(丰顺)县城西南38.5公里。古籍每每把揭岭和揭阳山混淆,黄先生也步此后尘,而且把独山顶替揭阳山(揭岭),以论证自己的故城说。

黄先生也列举“河婆镇周围出土的文物”来“实证”他的汉朝故城说。可惜他列举的文物全部出土于“河婆镇周围”(45里外),而不是出土于河婆镇。而且他列举的文物也无一是汉代的。我们承认汉朝以前河婆镇周围山麓已有人群居住,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婆镇就是汉代故城。是否为故城,应有故城遗址才可信。

黄先生还引出河婆有南关,说“南关城可能为唐宋时事”也。遗憾的是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一切文献,包括宋、元的《潮州三阳志》,明、清的《潮州府志》和《揭阳县志》,都只字未涉及。试想一下,一个“面积约五十亩”(按黄先生所说)的唐、宋城,在当时是何等壮观的建筑,连一间古屋也不放过的宋、元《潮州三阳志》会失载吗?要知道,直至宋朝末年,作为全潮州地区政治、经济与军事、文化中心的潮州郡城的子城,也不过周长“一千二百余丈”!至于说唐代有这样的建筑,那更是不可能的。欧阳修的《新唐书》告诉我们,当时整个潮州地区,不过“四千四百二十户”“口二万六千七百四十五”,在僻处一隅人烟稀少的独山脚下,建造这个庞然大物有何用处?

事实上,到了明嘉靖中,也还没有河婆村!这只要查一查郭春震的《潮州府志·杂志·村名》就会明白。至于黄先生援引近人编写的《河婆风物志》,说“南关城”“有四门,南门外有护城河,河上有桥,石栏犹存”,则是把清代乾隆时物误当唐、宋时物了。

根据清代乾隆时所修的《揭阳县志》,乾隆时确有河婆汛、河婆埠与河婆圩了。河婆汛有四进官署,按当时形制,也围以城。稍微留心,就可发现这一版本的《揭阳县志·霖田都》图上,河婆埠异乎一般村庄地加了一个正方框(同时的渔湖都图“弦歌重镇”“古教场”也都加有这样的方框,而桃山都的“炮台埠”则画成一个大圆圈)。显而易见,这个方框是当时城墙的线条化,也就是黄先生所说的“南关城”了。这是清朝构筑的军事设施,

几乎所有的埠、市都有,不独河婆然。至于“南关”,则是南门,现在的炮台、棉湖镇也遗存这样的称呼。黄先生说“南关城”“很可能是汉代揭阳县城的延续”云云,太“超前”了。城墙的三合土与石桥栏杆的清代特征,完全可以说明。

再从“地理环境”来看。黄先生根据河婆镇周围有三山(独、巾、明)等崇山峻岭及军墩村、军田村和军子岭村,而以为河婆“堪称军事重镇”,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说“秦时以武力南征,当然要找这样的‘兵家必争之地’为立脚点”又失于武断。因为这些带着“军”字的村庄,再早也只能是明代开辟军屯的产物。按嘉靖《本府志》,当时揭阳共有12处军屯,正是这些军屯遗下很多带“军”字号的村庄。好像乾隆本《揭阳县志》“舆地”中,梅岗都有“军寨”“军田埔”村,蓝田都有“军屯”“军埔”村,与河婆周围带“军”字号的村庄是一样的。当时在各处设军屯,重在生产自给,并不能说这些地方都是军事重镇,更不能一下子把它作为秦征岭南的立脚点。

从地形图上可见,河婆处于一个小盆地的边缘,独山和百花园两支山水在此汇成南溪,蜿蜒东流。开设军屯以后,人烟渐众,河婆“附近数县山货,多集于此输出”(《潮州志》),终于发展成圩、埠。但在秦汉时代,这里却还是河浦(滩地)而已。至今没有在河婆镇区发现早至秦汉,晚至隋、唐、宋的古遗址,就是明证。所以秦汉乃至唐宋,揭岭为内地至揭阳往返必经通道(见《潮州三阳志》),但这不意味着会在当时偏僻狭窄、交通闭塞的今河婆地区设立县城。

综上所述,黄朝凡先生的汉代揭阳故城说是建立在很不可靠的三个“证据”上的,我以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所以写了这篇短文跟他商榷,也有待更多方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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