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初唐宫廷诗的特质和兴盛

概括而言，初唐宫廷诗的特质和贡献主要有：

1. 初唐宫廷诗的题材属性：宫廷诗和宫廷词，就其题材属性来说，具有鲜明的两大特性，一是它的政治性，这是由中国宫廷特有的儒家文化“诗言志”的基本观念决定的，由此而下，宫廷诗词中的儒道释思想在作品中的阐发，都属于此类；二是它的艳科性，这是由宫廷具有的享乐文化所决定的。前者常常是宫廷的外廷文化，意即皇帝面对廷臣时候的产物，后者常常是内廷文化，常常是皇帝在内廷与宫人近臣的私宴产物。前者从诗歌美学来说，是“诗言志”的体现，后者则是“诗缘情而绮靡”的体现。

2. 初唐宫廷诗的应制特点：既然是宫廷诗，当然就具备了宫廷文化的特点，首先就是写作的缘起——帝王本身的写作，常常还会有感物起兴的意思，而侍宴大臣的赓和之作，往往并非是个人的遭际哀怨，而是随同帝王的出游侍宴的应景应酬之作。因此，奉和应制占据了初唐诗歌作品中的绝大多数的诗题。关于初唐时代诗歌的应制诗性质，杨慎《升庵诗话》卷八记载：

唐自贞观至景龙，诗人之作，尽是应制。命题既同，体制复一，其绮绘有余而微乏韵度。¹

根据罗时进先生统计：“ 《全唐诗》共录许敬宗诗二十七首，其中奉和应制诗二十首；录李适诗十七首，其中奉和应制诗十二首；录武平一诗十五首，其中奉和应制诗十二首；录李乂诗四十三首，其中奉和应制诗二十九首；而刘宪存诗二十六首，二十四首为奉和应制诗。还有一大批文馆学士存诗各在十首之下，而所存全都是应制诗就更突出了。”²又如罗宗强先生所论：初唐的第一个三十年，“并无特别值得称道的诗人，许多诗作者都是朝廷重臣，如长孙无忌、魏征、褚亮、李百药、马周、虞世南、许敬宗、杨师道、上官仪等人，他们的大部分作品，明显地接受了南朝诗风的影响。”³他们写的大量应制、奉和诗，就特别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

3. 初唐宫廷诗对诗体艺术形式的建树：由于大臣所写诗作，多为台阁体之作，所写内容大多没有个性，读之终篇，不知所云，但却辞藻华美，常使用高雅得体的字样或是典故点缀其间，如新兴的永明声律之美，上官体的偶对之美，都是宫廷诗争相竞逐的审美焦点。沈宋近体诗的最后成型并形成风气，与初唐近体诗的关系密切，或者打个比方说：近体诗的艺术形式生命，珠胎暗结于齐梁永明，怀胎十月在梁陈宫体，一朝分娩于初唐宫廷。因此，梁陈宫体诗和初唐宫廷诗，对于近体诗的形成，具有母体和摇篮的地位。

4. 山水诗形式的中介：盛唐山水诗当然渊源于六朝山水，但其中经过了初唐宫廷山水的媒介。山水的题材，也同样能够吻合于宫廷文化高雅典重的氛围，初唐宫体诗的山水景物，毕竟笼罩着皇室宫廷的华贵气息，并非真正的心灵契合的山水审美，因此，多为宫廷画卷一般的客观描摹。如许敬宗《奉和圣制登三台言志应制》：“妙管含秦凤，仙姿丽斗牛”；《奉和过慈恩寺应制》：“云楣将叶并，风牖送花来”；虞世南《侍宴归雁堂》：“竹开霜后翠，梅动雪前香”。可以说，盛唐山水诗，也同样是结胎于六朝山水而孕育于初唐宫廷，并吻合于盛唐新的精神风尚变化而来。

5. 女性题材之消长：初唐宫廷诗的题材，以山水、出游、宫廷建筑、侍宴、咏物、边塞、节令等为主，女性题材的所谓淫靡之作，在初唐并非特质。传统所认为的，“人人眼角里是淫荡” 、“人人心中怀着鬼胎”⁴的所谓初唐宫廷诗的淫靡，实际上是对初唐诗的误读。误读的根源，就在于将“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晏驾中间一段时期，正是谢脁已死，陈子昂未生之间一段时期”视为了一个时期，并且，认为这是一个“为人诟病的时期”,⁵这就将梁陈宫体诗与初唐宫廷诗视为了一个没有区别的时期。实际上，笔者上述的题材，才是初唐宫廷诗的主流题材。这些题材是帝王生活情趣的表现，而非诗人的个人生活表达，带有了初唐宫廷生活的共性。有鉴于齐梁宫体诗的淫靡，初唐宫廷诗很少有脂粉气。根据余恕诚先生的统计：在初唐1523首诗中，大约有90首左右是带有魏征所批判的“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的作品，其中大约有9首可能带有色情暗示性，但也表现得较为典雅含蓄。如杨师道的《初宵看婚》:“洛城花烛动，戚里画新蛾。隐扇羞应惯，含情愁已多。轻啼湿红粉，微睇转横波。更笑巫山曲，空传暮雨过。”像这样的诗作，在初唐宫廷诗作中，已经是凤毛麟角，并不多见，而且表达得比较含蓄。杨师道还有一首《咏舞》 ：“二八如回雪，三春类早花。分行向烛转，一种逐风斜”，以精炼的四句诗来描写舞女舞姿之美，也是初唐宫体诗中较少见的。而这类题材的写作空间，就留给了稍晚些兴起的小词。杨师道入唐之后，尚桂阳公主，为当朝驸马，这也可能是他的诗作中较为特殊的拥有几首女性题材之作的一个原因。

这一点，也隐含了词体将会从诗体中分道而出、独立而行的必然趋势。因为，女性题材是宫廷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特别是一旦进入内廷文化之中，女性艳科属性的题材是帝王后宫必不可少的审美对象和愉悦情结。因此，从高宗后期到中宗景龙时期，以及玄宗天宝之后的时期，这种内廷享乐文化的需要，就必然地引发了词体的分娩落地，而中晚唐时代的末世情结，就更进一步催化了词体的艳科特质的发展和定型。因此，就题材而言，唐词也同样与初唐宫体诗有着密切的关联，虽然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反向的关系。

6. 咏物诗也同样得到了发展：咏物诗在六朝时代，由于齐梁宫体诗的淫靡风气，故咏物渐次引至吟咏女性及带有色情色彩的风尚，在初唐时代，咏物诗则成为赞美、箴规之类带有政治意味的主题及个人咏怀作品的表现方式，其源头乃在于比兴。虞世南的《蝉》为其中的佼佼者：虞世南（558? —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人，由南朝陈入隋，由隋入唐，早年师从徐陵，诗风轻绮，徐陵也称其创作“得己之意”,⁶入唐之作，“一变新声，振复古道，实为唐世五言古诗之始。” （ 《唐诗续笺》，卷一，明刊本）诗如《蝉》:“垂绥委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7. 初唐宫廷诗的入乐：蜕变的源头和渠道是多重的，首先就是应制诗本身的入乐。应制诗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入乐的殊荣，仅有其中的佼佼者才有可能被选入御制乐曲。可知，初唐宫廷诗与乐府声诗，并非互相没有关联的两大体系——宫廷诗写得好，才有可能被选入配曲，就成为了声诗乐府。

8. 李白之后，花间体产生于西蜀宫廷，南唐体产生于南唐宫廷，同样是宫廷文化的产物。此三者连缀成线，正说明了唐五代词为宫廷词的本质属性。而这一属性，正源于初唐宫廷诗。

初唐宫廷诗兴盛的原因，大抵可以归纳几点：

一、帝王的率先垂范

初唐时代，其中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就是帝王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帝国统治者，而且是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和传播的中心所在。⁷因此，初唐宫廷诗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帝王的率先垂范。帝王对于诗歌的兴趣，已经不仅仅是爱好，而且达到了精通，或说是他们也同时是这个时代的主要诗人之一。唐太宗李世民，在位二十四年，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太宗为之先导（《馆阁书目》：诗一卷，六十九首）。太宗诗与后来纯粹宫中之作有所不同，多有边塞之作，如《饮马长城窟行》，诗风刚劲雄奇；或写怀旧述怀，如《经破薛举战地》中“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过旧宅二首》其一中“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虽为帝王诗篇，仍多个人灵性。

高宗李治，在位三十四年，存诗八首，宫体诗特质逐渐显露，诗风开始细腻，如《九月九日》：“凤阙澄秋色，龙闱引夕凉。野净山气敛，林疏风露长”。“凤阙”一联，以龙凤之类的字样点缀，带有宫廷气，但“野净”一联，则显示了对于六朝山水诗的继承，同时，也显示了近体诗对偶之美。

中宗李显，后改名哲，景龙中置修文馆学士，盛引词学之臣，从侍游宴。今存诗及联句诗七首。睿宗李旦，存诗一首。

可知，初唐帝王，自太宗始，无一帝不是诗人，无一帝不喜爱诗歌。影响所及，连同后宫皇后，也喜爱写诗。太宗的长孙皇后，高宗的则天皇后皆有诗作（有学者对长孙皇后之作有所质疑，待考）。武则天多为乐府诗，存诗四十六首（其中有大臣、特别是上官婉儿代作）。则天朝的上官婉儿（又称上官昭容），在初唐宫廷诗方面贡献很大，原因有三：

首先，婉儿在中宗之后大被信任，进拜昭容，劝帝侈大书馆，增广学士，引大臣名儒充选，对景龙文馆学士的兴盛以及宫廷诗的高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婉儿成为了当时权威的评断者，也就是批评家，常常在诗酒宴会上定夺名次，对宫体诗的走向作出了一定的导引。其三，婉儿自身的作品繁多，存诗三十二篇。偶对在经历上官体之后，在婉儿手中，更趋细密，如《奉和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彩花应制》:“密叶因裁吐，新花逐剪舒”，全诗八句四联，前三联皆为较工整的偶对。

婉儿之作，也体现了宫体诗的宫廷特点，如《驾幸三会寺应制》写于景龙二年十月三日，中有：“驻跸怀千古，开襟望九州。四山缘塞合，二水夹城流。” “驻跸”二字，使用帝王专门用语，点明了此诗为皇帝应制而作，“四山”一联，写三会寺一带的山水景致，既合于应制宫廷的高雅，又给予诗歌的审美表达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这就为后来王孟山水诗一派，提供了一片可以衔接天庭的空间。换言之，盛唐山水诗，虽然渊源于六朝山水，但初唐诗中的山水表现，更是盛唐山水诗的直接源头。《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中的“年年岁岁常扈跸，长长久久乐升平”，也许可以视为刘希夷“年年岁岁花相似”的源头。

二、宫廷文人学士集团的构成与衔接

初唐宫廷诗，在帝王后妃的率先垂范之下，宫廷重臣的诗歌写作，也就必然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写诗，在初唐时期，与其说是一个文学范畴的活动，毋宁说是一个政治行为，是帝王宫室为中心的贵族阶层所特有的一种高雅活动。因此，诗歌的写作，是继续为贵族所垄断的事情，反言之，除了帝王后妃之外，宫廷重臣就成为了初唐时期的主要诗人。大臣的地位越高，其诗作可能也就数量越多，这个正比的关系，是由大臣参与皇帝的诗酒宴会的活动的次数决定的。不用说一般平民，就是下层的官员，由于难以有机会参与这样的接近皇帝的文化活动，难以成为帝王宫廷的沙龙成员，也就难以有机会写作宫廷诗。

所以，初唐宫廷诗主要由一代代的文馆学士构成。文馆学士，就形成了初唐时期接近皇帝的政治中枢和文化沙龙。诗歌，这种最为具有个性的文学形式，在初唐时期，就成为了与政治统治捆绑在一起的御用工具。根据罗时进先生的研究，初唐文坛，实际上是由四代文馆学士相继主持局面，而四代人恰恰形成了四个学士集团，这就是开国初太宗朝文馆学士集团、高宗朝文馆学士集团、武后朝的珠英学士集团和中宗朝的景龙学士集团。⁸

这样，初唐诗人就形成了以初唐帝王后妃和四代学士集团诗人主体，从诗歌的作者队伍上，确立了宫廷诗的基本属性。

三、六朝诗风的影响与贵族文化的总体制约

初唐诗歌是承接梁陈隋的宫体诗而来的，换言之，梁、陈、隋、初唐，是一体的。再扩大一些来看，初唐文化是承接六朝贵族文化和宫廷文化的传统而来。贵族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贵族对于文化的垄断性。贵族文化垄断性的一个特点，不仅仅表现为贵族教育的垄断性，而且，更为重要的，就是贵族沙龙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中心、文化焦点。诗歌写作是各个时期文化中的文化，而唐代之前的帝王尤为贵族中的贵族，因此，以帝王为中心的贵族诗歌沙龙，就成为了六朝隋唐的文化中心与诗歌写作传播中心。帝王的喜爱，宫廷的风尚，常常就会成为这一个时代的审美追求。从萧纲、萧绎、陈后主、隋炀帝到唐太宗、玄宗，无不如此——这些帝王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政治中心，而且，是一个时代文化沙龙的坐主，一个时代诗坛的领袖，他们的文学趣味、审美倾向，以帝王之尊而影响时代、并风靡成为时尚。这种情况，到了赵宋时代，就不复存在。并非宋代没有艺术型、诗人型的帝王，仁宗好词，甚至曾经每饭必听柳词，神宗喜欢苏词，徽宗更是一位可与玄宗相比的全面型艺术家，但在他们周围，似乎都没有形成一个富有影响力的文学集团。其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宋代开始，中国才真正开始形成了以科举为基础的士大夫文人社会。

从诗歌美学的角度来看，贵族文化的总体特质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就产生了中国“诗言志”的传统。 “诗言志”不仅仅规定了诗歌的政治属性，而且将诗歌作为了政治伦理教化的中心和灵魂，遂使历代帝王宫廷将诗歌的写作和传播提升到了教化人伦、安邦定国的经国之大业的高度，诗歌成为了政治。于是，宫廷成为诗歌写作和传播的中心，帝王也常常成为诗歌写作的写手。在许多时候，帝王不仅仅是一个时代政权的帝王，而且成为了诗坛的领袖，从周公到曹氏父子，到唐玄宗、南唐后主，无不如是。

1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7页。

2 罗时进著《唐诗演进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3 罗宗强著《唐诗小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4 闻一多著《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5 闻一多著《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6 ［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七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65页。

7 这个特点并非初唐之所独有，文学的宫廷性自诗三百周公写作《周颂》即为开端。

8 罗时进著《唐诗演进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