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初唐乐府与曲词发生的关系

第一节 概说

前文所论证的初唐诗歌的宫廷文化性质及初盛唐之际的近体诗形成似乎与本课题无关。但其实，曲词就其本质来说，是广义诗歌之一种。因此，研究曲词的发生史离不开对诗歌史的研究。就曲词发生史与六朝唐诗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探究，留待下文接续，本章接着回到乐府诗、唐声诗的视角，来探讨初唐乐府声诗的状况。

唐代是个音乐兴盛的时代，作为与音乐发生关系的诗歌，在初盛唐时代，至少有四种诗歌形式与音乐发生关系，或说是至少在其名称上与音乐发生着某种关系：它们分别是：乐府诗、歌行、声诗和曲词。

乐府诗可能是最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歌诗，其次是歌行。歌行在早期也是乐府诗中的一种，如《短歌行》《燕歌行》等，但到了七言歌行盛行的时代，已经与声乐传唱没有了关系，虽然其名称还留存有“歌”字。七言歌行由乐府诗来，却体现了与乐府诗分离而与近体诗亲和的趋势；七言歌行的出现，体现了近体诗精神在初盛唐的盛行，也体现了近体诗对于乐府诗的改造。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七言歌行是中国诗歌发展到初唐时代前后产生的一种与乐府和近体诗有关的诗歌形式。

随后是唐声诗和曲词的出现，《四库全书提要》在《碧鸡漫志》一卷下说：

（三百篇余音与乐府）至唐而变为歌诗，及其中叶，词亦萌芽；至宋而歌诗之法渐绝，词乃大盛。¹

这个说法比较准确地揭示了由乐府而歌诗（声诗），由声诗而“词亦萌芽”的过程。但声诗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中间环节，因此，一旦词体确立，“歌诗之法”也就“渐绝”了。从声诗到“词亦萌芽”的时间来说，《提要》说是唐代中叶，这与笔者的天宝初年为词体产生时间的论证，也是基本吻合的。

唐声诗经历了初唐后期的由著辞歌舞文化带来的六言声诗向盛唐开元时期的七言绝句声诗的转型，这一转型既体现了唐人近体诗的走向成熟，也在词体形态即将诞生的前夜，创造了词体诞生的温床和母体——新兴的词体形式，将通过七言绝句歌诗的形态蜕变出来。

初盛唐之际，一方面是音乐方面的变革，由初唐的十部乐代表的大曲表演向着盛唐法曲代表的声乐曲子的转型。音乐观念的转型，向传唱的声诗曲词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同此，也可以说，巨大的歌词音乐消费市场，向诗人们提出新的曲词写作课题。而初盛唐之际的诗人们，一时之间并不能迅速完成这一时代的使命，他们或是如同沈佺期一样，只是在著辞歌舞的时候，即兴创作和演唱并不具备审美特质的《回波乐》六言歌诗，或是如同盛唐开元时代的大部分诗人，如孟浩然、王维之寄情山水，赏玩近体诗的格律；或是如同高、岑，以七言歌行的方式表现边塞大漠。

当然，也有少量的诗人，如开元时代的王昌龄、王之涣等人写作宫廷题材或是边塞题材的七言乐府诗，或说是七言声诗，通过乐工的歌唱，使自己的声名和歌诗，依靠音乐的翅膀飞向四野。但这些声诗，远远不能满足宫廷、皇帝和士人日益增长的音乐消费的需要，于是，词体在唐声诗，主要是在七言绝句的肌体中如同蚕蛹化蝶，翻飞而出。

因此，如果能将乐府、七言歌行、七言绝句声诗此三者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对于词体的产生问题，以及词诗之间关系的辨析，都会极有益处。

以上之论，可以视为对初盛唐几种与音乐有关的诗歌形式的总体概论，若是单论初唐时期乐府诗与七言歌行的现象，大体可以列出以下的提纲：

1. 乐府诗在初唐时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初唐时期的音乐状况息息相关，同时，也与初唐的诗歌演变历程息息相关，这些变化孕育了词体发生的条件；乐府诗在初唐时期的变化，主要是走向了去声乐化的道路。乐府却与音乐大体无关，是初唐特有的文化现象；七言歌行体在初唐时期的盛行，正是这种去声乐化的表现，同时，也是近体诗在初唐时期形成和流行的反映；

2. 乐府诗在初唐时期呈现去声乐化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初唐君臣对于六朝以来宫廷绮艳乐府歌诗的戒备心态所决定的，其次是初唐时期燕乐盛行，十部伎统治初唐乐坛和音乐艺术领域，使大曲、舞曲盛行而声乐歌诗匮乏，从而造成了一向与乐歌紧密结合的乐府出现了乐与歌的分离局面。

3. 初唐声诗写作，主要围绕着宫廷音乐消费的需要，虽然也留下不少的声诗作品，但比起乐府诗、七言歌行的远离音乐的现象来说，初唐诗坛的去声乐化现象仍为主流形态。

1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碧鸡漫志一卷》卷一九九，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8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