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香港

洋人也来游览“豆腐”草堂

有“诗史”“诗圣”之称的杜甫，一生去过很多地方，其一是成都，那里有草堂。杜甫在草堂住过四五年，这杜工部之屋，一千多年来有过多次修葺和扩建工程；现在的草堂规模宏大，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我们瞻仰伟大诗人的圣地，我曾多次造访。人潮中，各地的炎黄子孙济济一“堂”自不必说；每次都有“红须绿眼”的外国游客，手执厚重的导游书，来向“Du Fu”致意，指认景区的楼阁园林。有一次一洋人和我搭讪，把杜甫二字读成“豆腐”那样的音，令我莞尔。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诗圣向来有兴趣，虽然其浓度远比不上中国之对英国“国宝”莎士比亚。今年春天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纪录片《杜甫：最伟大的中国诗人》，颇获好评，编导讲述诗人的生平，镜头自然有聚焦于成都，还把观众带到杜甫去过的其他地方，计有西安、巩义、曲阜、成都、洛阳、天水、夔州、长沙、平江等。

杜甫自幼聪慧，“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巩义是其出生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书生渴望入仕，首都长安（今西安）是其理想地；在洛阳与李白“双星”相遇，传为美谈；草堂对避乱的中年诗人来说，有如桃源，成都成为他平安幸福之都；“老病有孤舟”，此舟停泊的平江是其生命的终点站。“诗是吾家事”，杜甫时时处处都写诗（几乎像当今喜欢发动态到微信朋友圈的人，天天有图有文发放）；追寻杜甫踏足的土地，是一种诗歌的历史文化之旅，地就是诗，诗就是地。上述其他地方都有杜甫留下来的或实或虚的“古迹”，皆受青睐，往往被视为旅游资源开发的宝地；最近网上出现图诗并茂的《跟着杜甫游天水》资讯，天水（古之秦州）马上引起雅士们“打卡”的兴趣。

李白诗赠杜甫只言“酒”和“醉”

据说杭州也是杜甫旅居之地。今年春末在杭州会友，吃饭的地方在“杜甫村”，村内有地铁“杜甫村站”，文献称杜甫在此地住过大约十天。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杜甫来过，更添亮色。把盏谈笑间，我豪迈放言：香港也有历史文化，杜甫也来过香港，而且长在香港——意思是杜甫的诗歌艺术和仁爱思想早就来到香港，存在于香港。

即使在英国殖民时期，香港大部分青年学生对草堂诗人杜甫的认识，我印象中，还是多于对爱芬（Avon）河边的莎士比亚。香港的大学中文系讲授杜甫诗、研究杜甫诗，相关的著述颇可观。学长兼旧同事邝健行兄，曾在希腊深造八年，获博士学位，而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同样精湛。他探讨李白杜甫互赠的诗歌数量为何多寡悬殊，就很见情理。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杜甫怀赠李白的诗有十四五首，李白怀赠杜甫的诗只得两首。我读了邝氏书后重温有关诗篇，发现杜子美赞美李太白的诗，有“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名句；太白怀念子美，也见“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的深情，然而太白二诗的关键词都是“酒”和“醉”，“诗”不与焉。

为什么李白不涉及杜甫的诗，邝教授有解说。李白比杜甫大11岁，杜甫33岁时与李白在洛阳相遇，当时李白的诗名满天下，而杜甫在政坛和诗坛都籍籍无名。杜甫两年后到长安，虽然长安居大不易且大不顺，他一住十年，在资讯便利的国际大都会，李白的新作容易流通到京华，让知音杜甫欣赏到。反过来，李白失意于朝廷，离开长安后这里蹉跎那里流转，所在地多非名城大邑，杜甫的诗不容易流通到李白处。邝健行还指出，比李白年长12岁的孟浩然，诗名甚显，王维、李白等都有诗怀赠孟浩然，但其“诗作都不曾对孟浩然的作品有所论评”。这样看来，写诗友而不谈其诗，可能是当时的风气。我或可补充一说：杜甫不仅爱诗，还爱音乐、绘画、舞蹈等各种艺术，而且乐道人善；他怀赠李白的诗，有“创意”地称赞“诗兄”作品就不奇怪了。

邝氏的《杜甫论议汇稿》一书，精到之见很多，如论杜甫光凭安史之乱以前所写篇章，就可以“站在唐代第一流诗人之列”等。

“四杜”说：闻杜、慕杜、治杜、友杜

香港颇有学者为学既重“提高”，也不忘“普及”。原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陈耀南博士，在诸多学术专著之外，其《陈耀南读杜诗》一书，在精要解说作品之际，常引申发表议论，其文笔与其口才一样生动风趣；此书自有其学术论著的价值，但贡献主要在“普及”。“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陈教授当然也对杜甫推崇备至，认为人人都要读杜甫。他说：“对于诗圣，最好是：幼年闻杜、青年慕杜、壮年治杜、晚年友杜。”接下来他对如何闻、慕、治、友加以解释，又说我们读杜诗，其“所以应读、堪读与耐读，因为在艺术上，它表现了中国语文最吸引的特色与技巧；在情感、思想上，它显露了人性的光辉，也透示了人力的软弱”。

耀南兄缕述杜甫“对朋友、对众生、对国运、对民命”的深情，也剖示杜甫的好语言。宋代王安石曾论及杜甫和白居易的语言，陈耀南引述其语，并雅致地插科打诨：“正如王安石的名言‘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可惜他没看过香港八卦杂志），而‘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当代中华学术界，西化者众多，常常喜欢研究作家和作品如何被“接受”（有所谓reception theory）。我们知道，“接受”之前，先要有“传播”。陈教授对千年前杜诗的传播不甚了了，他写道：杜甫“流落江湖，浮家泛宅在一条破船，又不如今天的艇户可以拉拉布条示威；连豆腐也三餐不继，真不知他当年写了那么多诗，怎样保存，怎样分发！”陈文“接地气”，这里说的艇户指香港的“水上人家”，“豆腐”则与杜甫谐音，上文曾提及。

老病穷愁的子美：临终关怀

很多唐诗读者大概都回答不了“保存”和“分发”的问题。我不行，相信另一位尊崇杜甫的诗人余光中也不行。不过，杜甫自珍其作品，余氏对此深信不疑。余光中1974年从台湾转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授，他在台湾教的是英国文学，到香港教的是中国文学。他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底，台湾时期已发表过多篇文章论述唐诗，包括论李贺的长文。当了中文系教授，他接触古代诗文更多，在创作中常歌咏古代文人；1979年写的《湘逝》，副题是“杜甫殁前舟中独白”，并有“附记”一千多字，对杜甫之死加以考证论断。

余光中根据杜诗“无一字无来历”地写道：晚年杜甫“出峡两载落魄的浪游”，脑中是“秦中的哭声”“倾洪涛不熄遍地的兵燹”，是“病倒”是“惊溃”是“恶梦”；脑中还有而且更多的是古今的屈原、贾谊、李白、高适、岑参、严武，是“李龟年的旧歌”“李娘健舞”“公孙的舞袖”以及“南薰殿上毫端出神骏”的将军曹霸——杜甫脑袋里装满了他敬佩的诗人、画家、音乐家、舞蹈家。冯至的《十四行集》里有一首《杜甫》，此诗中杜甫的形象并不鲜明突出。余光中不同，《湘逝》处处可见主角的生平事迹，杜甫病恹恹，形象却是活生生。余氏曾戏称杜子美的洋名可作“Jimmy”（可能香港的大中学生也这样开过杜甫的玩笑），《湘逝》却是情思沉郁的。

比较冯、余对杜甫的书写，还有话可说。冯至1962年写《晚年杜甫》，记述诗人在潭州（今长沙）与农夫和渔夫的交往。他同情民间疾苦，为其请命。他们互相帮助，杜甫卖药，渔夫卖鱼，真是相濡以沫。杜甫在此地遇到诗的知音，冯至只简要叙述。余氏《湘逝》的记叙重心大异于冯文。赴潭州之前，杜甫有“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的慨叹，《湘逝》大书老诗人对诗歌及其传后的关怀，这八十多行长诗的最后五行是“汉水已无份，此生恐难见黄河/惟有诗句，纵经胡马的乱蹄/乘风，乘浪，乘络绎归客的背囊/有一天，会抵达西北的那片雨云下/梦里少年的长安”。“诗是吾家事”，也可说“诗是余家事”，古今两位诗人都极为关心“自珍”作品的传后。写《湘逝》时，余光中在华人文学界已享大名，《湘逝》中杜甫的愿望，也是现实中余光中的愿望——后来凭着《乡愁》一诗，愿望成为了事实。

“光芒万丈”照香江

以上举隅式略说杜甫在香港如何被“接受”。在香港，尽管因为时代社会和接受者的主观态度，“接受”的方式和重心与内地难免有异；然而，“光芒万丈”所披，同种同文的同胞，同样尊崇和赞誉“诗史”“诗圣”。杜甫的精神和诗歌一直在香港，也一直在隔着“一湾浅浅海峡”的台湾。宝岛的诗人学者如何尊“圣”、研“史”，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此文11月初撰毕，发觉今年（2020年）是杜甫（712-770）逝世1250周年，此文正好做个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