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且行且思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这是四十年前的一个作文题目。凡是在北京地区参加高考的人，大都不会忘记这一天：1977年12月10日，也不会忘记这个题目。

那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次入学考试，一共考四门：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文科考史地。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我清晰地记得，那两天的密云山区，晴空万里，但寒冷异常。我们前焦家坞大队参加高考的有五十多人，大家结伴步行，雄赳赳，气昂昂，走在清冷的大路上。来回有二三十里路，谁也没有感觉到疲倦。中午自然是没有地方休息的，大家就蹲在墙根下，啃着凉馒头，享受着寒冬的阳光，感觉到幸福。平时，都要出工下地，回来就啃窝头，哪能享受这样的闲暇！下乡前，我看了很多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挺向往。真正做了农民才知道，那是作家笔下的虚构。

作者高考准考证

我也曾渴望当作家，更渴望上大学。像我们这样喝着“封资修”墨水长大的城里孩子，当作家、上大学，在当时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我们是踩着庆贺粉碎“四人帮”的锣点走向“广阔天地”的。当时，我积极主动要求下乡，原因很简单，一是没有别的选择，还有一个私心，就是想通过自己的优秀表现，能够写点东西，充当笔杆子，然后被推荐上大学。那一年我的表现还不错，下乡不久就被推举为大队团总支副书记。后来，又作为知青代表多次参加公社、县级知青先进代表大会。日夜的忙碌，写作的机会是没有了，但是由于表现较好，我似乎已经看到了像张铁生那样，凭着一手老茧闯进大学的希望。

就在那年夏秋之际，在田间地头，大家盛传很可能要恢复高考，这叫我兴奋不已。不久又听说，应届生和下乡不足两年的人不能参加考试，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二十多年后，我整理资料，看到罗建华采访刘西尧同志后撰写的《刘西尧：小平同志重启“高考之门”—教育部老部长刘西尧回忆恢复高考》（《长江日报·长江周末》1998年2月6日），知道实际情况和当时的传言差不太多。实际情况是这样的：1977年8月4日召开科教界座谈会，有代表正式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1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正式决定恢复高考。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不再由群众推荐。当然，所有这些，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我是那年秋天才明确自己可以同等身份报名考试。屈指算来，距离考试已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为了寻找复习材料，我悄悄地第一次从农村回到家中待了几天。还抽空拜见了来北京改稿的复旦大学王继权、潘旭澜两位老师，略微知道一点高考的知识。二十多年以后，我曾多次去复旦大学看望潘、王两位老师，那时，他们已经退休多年。他们当年的年龄就和我现在差不多。而今，潘老师、王老师已经离世多年。抚今忆昔，叫人感念不已。

回到农村，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要到各生产小队参加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活动。从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是我最为繁忙的时期。每天晚上几乎要到十点以后才开始复习，困了就和衣而睡。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每天的睡眠不足三小时，硬是拼了下来。所以，当我打开语文试卷，一看到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百感交集，文思泉涌。作文是如何构思，我已经一点也记不得了，但是这个题目却牢牢地刻印在心版，永远无法抹去。对我来讲，那真是战斗的一年啊！二十多年以后，北京师范大学为郭预衡教授祝贺八十大寿，我们前去祝寿时才知道，这个作文题目是郭先生拟定的。当时，我就像找到活水源头一样的激动。

考试结束，转眼就到了1978年。

那年春节，我是在忐忑不安而又异常忙碌的状态下度过的。一过元旦，很多知青早早地回到北京城里准备过年。而我不知考试结果，今后是否还要在农村奋斗，这几天就应该揭晓了，所以不敢有任何疏忽。我私下想，如果考不上大学，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表现，争取获得回城工作的机会，于是我决定春节和农民一起度过。那年春节是二月七日，大年三十那天一大早，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栋突然找到我，提出要到北京城里做知青家访，责我陪同，就在大年三十我们到了北京城。除夕之夜，刘栋住在我家。突然来了一个可以决定儿子命运的领导，父母不知该怎么款待才好；而我又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考试结果。总之，好像过得很不自然。正月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就是挨家挨户地访问。各家的招待大体一样，都是三两瓜子、半斤花生，然后就是一点点水果糖。生活好一点的，还备点水果。印象比较深的是到一个姓张的同学家，他父母格外殷勤。那年参加高考，这位同学起得晚了一点，步行已经来不及，就想搭车，在路上截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强行上车。为此，他与司机发生口角，动手打了司机。结果耽误考试，还受了处分。这在当时，就意味着他很可能要比别人在农村多待上若干年，甚至终身务农。父母见到大队书记，如同见到救星，几乎是哭着向刘栋反复赔礼道歉，恳求他原谅自己的儿子。那场面给我印象实在太深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时隔三十年，我又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才知道刘栋早已离开人世，已无法知道他当时是怎样想的。

那年初四，我们回到农村。2月27日，我终于盼来了录取通知书。五十多人报考，第一批被录取的只有两人：我被南开大学录取；另一位女同学被同济大学录取。我们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办理完相关手续，并在两天之后一起乘火车离开“广阔天地”，告别了“战斗的一年”。

那一年，我刚刚步入二十岁。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