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新诗印象琐谈

自古以来，那种充满清新与气概、力量与壮美的诗歌，恐怕更加振奋人心，激励斗志，也更令人肃然起敬，称赞不已。在翻检中国古典诗歌的浩大书卷中，那种具有新与气、力与美的诗歌却并不多见，当然总还是有的，这也就让人感到不少快慰。如李白的浪漫之诗，苏轼和辛弃疾的豪放之词，就具有如此特色，也是这类诗歌的代表。当我们读到李白《行路难》中“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将进酒》中“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诗句时；当我们读到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当我们读到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词句时；当我们又读到毛泽东《沁园春·雪》中“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读着这样的诗歌，真是激情满怀，热血沸腾，干劲十足，让人心中的勇气与斗志、豪迈与奔放、希望与信心不禁油然而生。

那么，中国新诗中有没有如此新颖刚健之作呢？在翻阅中国新诗浩如烟海的诗作中，我们发现，中国新诗不仅有着刚健凌厉之作，而且在中国新诗初期的诗作中都存在着富有气概与力量的诗作，赫然醒目，让人刮目相看。其中，鲁迅的新诗就是一个代表和典型。比起以上所举的古典诗词，鲁迅新诗的气势与雄壮更多地表现于内在的骨力，不是表面能够轻易看出，但当我们进入到诗歌的情境中，便分明看到一个骨气冲天、豪气干云的诗歌形象。他可谓毅然决然，抛却一切也不顾一切，他气冲霄汉，又如气贯长虹，他奋力冲刺，又引导人们，似乎要杀出一条有利生存的血路。正因为鲁迅新诗中有着如此新颖特别的形象，才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中国古典诗词虽然取得了辉煌而重大的成就，但真正给人深刻记忆的震撼之作并不多见，又尤其是中国新诗更应该打破旧诗的僵化思想和沉闷局面，否则新诗也就没有产生和存在的必要。中国新诗是伴随崭新的历史趋向和时代潮流应运而生的，自然也不负历史与时代赋予的重任，而反映出历史前行的脚步和时代潮流的浩浩荡荡。鲁迅新诗正是如此，也才更加震动心灵，启迪人心，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我们阅读鲁迅新诗的时候，联想到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时代与社会、人的思想与观念，既为鲁迅新诗的大胆作为而欢呼喝彩，也实在为鲁迅新诗的新奇雄壮深受感动，并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象记忆。

一、一缕清新的扑面而来

赏读鲁迅新诗，总有一种清新之感，总感觉一缕清新扑面而来。这种清新不仅表现在诗体诗貌与从前的大不一样，而且着重表现在活跃其中的主体诗歌形象。这个主体诗歌形象或许就是诗中的主要人物，或许就是作者自己即抒情主人公，二者又似乎合而为一，交融一体，让人分明看到他那意气风发的飒爽英姿，让人分明看到他那作为“人”的凛然大义、浩然正气和应有作为。

说到人，我以为，人是了不起的，人是值得珍视的，人本是上帝的骄子，具有无穷的智慧和才能，有了人，才有人类社会，有了人，才有无数的发明创造，也才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人的歌赞，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借人物之口所说的那样：“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好一个“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从外形与内质上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值得歌赞的。然而，就每一个单个人的出路、处境和命运来说，却不容乐观。在几千年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毕竟只是少数人出身富贵，身为上等，成为人上人，过着富足优裕的日子。由于受到统治阶级的黑暗统治、封建思想的严重桎梏和社会习俗的严厉禁锢，致使绝大多数人出身贫寒，身为下贱，沦为人下人，过着贫穷痛苦的日子。这种卑微的身份、卑贱的地位、悲伤的生活、悲凉的感受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时间太久了，也就形成了多数人自我认命的心理，也就使多数人变得麻木愚昧，保守落后，因循守旧，没有个性，没有脾气，不敢反抗，也不思反抗，成为了百依百顺、柔弱不堪、任人欺凌、任人宰割的“奴隶”，人已经不成其为人了。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了，这是怎样悲惨的历史与现实，难道还要继续延续下去吗？

历史总是迈步向前的，社会总是发展进步的。当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崭新的潮流到来的时候，那些最先觉醒并正在艰苦求索的人们是不会错过为争取人的独立与尊严的大好机遇的，鲁迅正是其中的一个，他正赶上了“五四”新潮的历史机遇，也决不会放过历史给予他的机遇。于是，从那时起，鲁迅便正式开始致力于对“人”的认识、建设和发展。他在诸多文章尤其是杂感中发表了许多关于“人”的精辟见解。他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 ‘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并认为中国以往的时代无非只是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1］他又在《两地书》中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2］这些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认知，好像有些过激甚或偏激，但仔细想来，事实现象又何尝不是如此。鲁迅一生都在努力做着唤起人的觉悟与觉醒的工作，也确实通过自己的笔墨文字在对人的发现方面起着重要的开启和引导作用，进而实现他的美好希望和达到他的进步目的，那就是要创造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的时代，也即是要“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而这种时代的创造，“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3］

如果说在鲁迅文章中更多的是对人的病根的揭露和批判，那么我们更没有想到，在鲁迅为数不多的诗篇中也有着对人的发现和抒写，而且更多的是发掘人的亮点和美点，张扬人的个性、胆量和智慧。如《梦》中的“明白的梦”、 《桃花》中的“我”、 《爱之神》中的“小娃子”、 《人与时》中的“时间”、 《他们的花园》中的“小娃子”、 《他》中的“他”等诗歌形象就是如此。“明白的梦”在面对群魔乱舞、乌七八糟、漆黑一团的梦时，敢于大胆说出“颜色许好，暗里不知”，敢于大胆说出“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我”敢于打破陈规，敢于随便在园中散步，敢于指出桃花、李花各自开在园西园东。爱神“小娃子”敢于勇敢射出爱箭，敢于讽刺和批评受箭之人的保守与迂腐、机械与畏缩。“时间”敢于批判那三个偏颇之人，敢于道出“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敢于发表响亮的意见：“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小娃子”敢于“走出破大门”，敢于采摘邻家大花园里的百合花，也敢于继续采摘邻家花园其他许多好花。 “他”敢于冲出“锈铁链子系着”的铁屋子，敢于踏上寻梦的漫长旅程，去追寻心中那向往已久的闪光的希望和理想。这些诗歌形象的勇敢举动、大胆作为及所体现出的个性特征着实特别新奇，不同寻常，非同一般，动人心魄，引人注目，给人新颖之感。要知道，在过去的几千年，由于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和束缚，又有几人敢冒大逆不道的风险，去做出与世俗社会的要求相悖的言行。即便诗文中有这种言行特别的形象，却也少之又少。而在鲁迅的新诗中，这种特行独立的形象却满篇皆是。中国从来很少有对“人”的重视，很少有对“人”的尊重，而鲁迅新诗中总有一个“人”的活动，总有一个人在活动。这个人敢于离经叛道，敢于毅然决然，敢于显露个性，敢于发表意见，敢于奋力向前。这是与世俗社会的传统决不一致的，显现出的是一种全新的诗歌形象。由此可见，鲁迅正是在以诗歌形象的塑造而努力做着对人的建设工作，也从中透视出诗人的深意和一片良苦用心。

鲁迅创作的新诗虽然不多，但首首都给人新颖之感。在中国新诗的开创期，新诗很难呈现出崭新面貌，而鲁迅新诗恰恰呈现出崭新面貌，而且无论形还是意都是那样的新颖，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也正是如此，鲁迅新诗才格外引人注目，才更加弥足珍贵。鲁迅在评价白莽的诗集时说：“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日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4］其实，鲁迅自己的新诗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以此来评论鲁迅的新诗，也可谓恰当而准确。

二、一种气概的兀然出现

品读鲁迅新诗，总是感觉一种非凡的气概，总是感觉一种气概的兀然出现。所谓气概就是在重大问题的对待上所表现出来的正直而豪迈的态度、举动和气势。鲁迅新诗中的主体诗歌形象个个都有着灼人的气质、动人的气魄和不屈的精神，给人一种毫不畏惧、奋勇前行的感觉，好像他们就是要在重重阻碍中与传统社会的指向背道而驰，就是要在那种黑暗的社会环境里冲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让人觉得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英雄气概。

中国古老的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都不过是“非人”的社会，处在那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是没有尊严和自由的，稍有一点出格的想法、异样的言语、叛逆的举动，就会受到所谓正统势力的钳制与惩罚，就会遭到王权社会的打压与消灭，以至造成多少人间悲剧。随着长时间的延续，一代又一代的传播与传染，人的仅有一点个性也消除殆尽。于是，人的性格模糊，个性泯灭，思想麻木，意志薄弱，神情呆滞，身心倦怠，行动慵懒，没有应有的振作的精神面貌，有的只是人的死气沉沉和社会的死水一潭。对此，鲁迅在不少文章中都作了揭示、讽刺与批判。他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曾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5］中国人向来讲求婉转含蓄，这本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法，然而对于愚昧麻木者，对于社会的沉疴痼疾，这种表达或表述是不起作用的。它需要的是一剂猛药甚至一付毒药，才能起到以毒攻毒、有所触动的疗效；它需要的是毫不客气、不留情面的直接的揭露，方能起到震耳欲聋、振聋发聩的作用。鲁迅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和看法，才说出“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这样的狠话。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发现的“吃人”社会，在《灯下漫笔》中所发现的奴隶时代，以及在很多文章中所说的非同寻常的话语，其实都是电闪雷鸣、石破天惊的狠话，这在那个时候是一般人们不敢言说的，而鲁迅却偏偏道出了人们想说而未说也不敢说的话语，这种响当当的话语的确令人震惊而又爽心惬意，也体现了一个正义者难得的凛然正气和英雄气概。元代的关汉卿有着响当当的“铜豌豆”的禀性与气质，现代的鲁迅也有着一样灼人的人格精神，这是几千年中国社会甚是难得的精神体现。鲁迅不独在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深刻意见，在新诗中也一样表达了自己对人与社会的真知灼见。在《梦》中，诗人把当时人们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想法以及一些群魔乱舞的表演归结为变幻莫测、昙花一现的乌黑的梦，并用“黑如墨”、 “墨一般黑”的色彩词语表示对它们的否定，还用“颜色虽好，暗里不知”,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的话语进行辛辣的揶揄。在《桃花》中，诗人以花喻人，将桃花与李花面对“我”的赞叹所作出的不同反应进行了对比，委婉地批评了桃花的狭隘主义的思想意识。在《爱之神》中，诗人以古罗马神话丘比特的故事为蓝本，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敷衍出行行诗句，严肃批评了追恋者对于爱情追求的犹疑不定、畏葸不前。在《人与时》中，抒情主人公对于三种人的不同的错误观点大胆提出批评，以“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的豪迈誓言，勇敢地表明了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鲜明态度，同时也是一种有所作为、奋然前行的宣言。在《他们的花园》中，抒情主人公为了更好地生活，毅然决然走出破大门，坚决执著地采摘邻家花园的美丽花朵，表现了他不怕挫折、勇往直前、敢于拿来、勇于更新的意志精神。在《他》中，抒情主人公终于从沉睡中醒来，砸碎锁链，冲出大门，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心中的热切希望和远大理想，无论秋去冬来，也阻挡不了他追求的脚步，显示出一个觉醒者的清醒意识、勇猛行为与执拗意志。上述诗作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抒情主人公都体现出一种充满正义的言行与气概。要知道，千古百年来，处于一潭死水中的人们大多只是死气沉沉、装聋作哑或敢怒而不敢言，要表现出如此大胆的言行与凛然之气概，又是多么的不容易。即便处于现代社会的开始之际，空气似乎宽松得多了，思想似乎解放得多了，言论似乎自由得多了，但也并不是人人都敢于大胆说话和行动，要如此大胆言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鲁迅正是现时代中敢于大胆言行中的一个典型。他以其酣畅淋漓的笔墨文字表现出一个现代人应有的精神气质和难能可贵的英雄气概。毛泽东说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正是对“鲁迅精神”的恰好注脚。这也从鲁迅新诗中得到明显体现。这也无疑对当时的社会人们起到感染、鼓动和激励的作用。

古人最讲究文章的“气”。所谓“气”，其实就是一种内在的气质与气概，就是一种内在的骨气和勇气。宋代的苏辙在评论孟子和司马迁时曾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现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叶燮在《原诗》中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是胸襟以为基，而后可以为诗文。不然，虽日诵万言，吟千首，浮响肤辞，不从中出，如剪彩之花，根蒂既无，生意自绝，何异乎凭虚而作室也。” ［6］二位文学行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例举阐述了“气”对于文章的重要，说明了“气”的形成根源。由此可见，“气”可谓文艺作品的灵魂与生命，是赖以长久生存的根基。鲁迅新诗有着一种明显的内在气韵，它好像在奋力昭示着人们，呼唤着人们，催动着人们，让人们在流动的诗行中自然受到某种思想观念的洗礼和浸染，从而振作精神，戮力向前。也正因为如此，鲁迅新诗才那么别具深味，传之久远，愈久弥坚，越到后来越令人咀嚼和品味，越令人难以忘怀，以至铭刻肺腑。

三、一股力量的冲天而起

在读鲁迅新诗的时候，总觉得其中隐含着一股不可磨灭的力量，这股力量又在不知不觉中冲天而起，使人躲闪不及，无法回避，又是那么令人惊喜不已，热情地加以肯定和赞赏，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去拥抱这种难得的力量。这种力量主要体现在主体诗歌形象的超越时代的言行上，并由此浸染诗歌整体，使整首诗透射出一种遮挡不住的张力，再外射到读者的身心，从而受到感染，获得启迪。我们常说鲁迅新诗总是有着振奋人心、鼓舞精神、催人奋发、激励斗志的审美效应，其根源就在于诗歌本身蕴含着的那股罕见而又灼人的力量。

鲁迅从文章写作的开始就非常注重文章的感染力。他尤其厌恶和反对那种四平八稳、不痛不痒或隔靴搔痒的文章，认为那种文章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摆设而已。所以他的文章写作总是力求发生某种作用。他在最早的论文之一《摩罗诗力说》中就特别阐明了这一点。而发生感染与作用的关键是来源于作品反抗与战斗的声音和力量。他对以拜伦为首的摩罗诗人格外注意，倍加赞赏，认为“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作品，才能深入后世人心，又认为“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就能感世动人，并且直言不讳地认为摩罗诗人的诗“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7］鲁迅后来又在《杂忆》中曾写道：“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时隔那么多年，鲁迅还清晰地记得并描绘出当时阅读拜伦诗的令人振奋的情景，可见他对拜伦诗的那种刚健有力有着多么深刻的感怀和印象。又写道：“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以拜伦为首的摩罗诗人的诗能够引起感应和反响的原因。在鲁迅看来，只有那种充满复仇精神和反抗精神的诗作，才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才能使人从愚昧走向文明，从麻木走向清醒，从昏聩走向振作，才能真正“激发自己的国民，使他们发些火花” 。［8］无论从中国几千年的极度压抑的文化心理，还是从中国不知多少年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还是从中国国民麻木不仁的实际情形，还是从中国当时兴盛炽热的革命潮流来说，鲁迅的看法毫无疑问都是正确的。

鲁迅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他的创作主张，而且从创作上也身体力行地进行了可贵的实践。他不仅在大量的文章和小说中紧跟革命步伐，弘扬革命精神，高扬革命力量，而且即便在为数不多的新诗中也不忘革命的书写和宣传，抒写着他那革命的豪情壮志，传达出革命的响亮声音。也正是这种少有而难得的诗歌元素，才使他的新诗让人倍觉新奇，倍感振奋。《梦》表面列举的是各种稀奇古怪的黑色的梦的丑恶表演，但实际上喻指了社会各种丑恶势力的兴风作浪，又偏偏有个“明白的梦”在那里与之对垒抗衡，阻遏各种丑恶势力的倒行逆施。 《桃花》中的“桃花”那样的小气，那样的狭隘，那样的自私，而“我”偏偏不留情面，定要进行委婉的讽刺。 《爱之神》中受箭之人虽然有了爱的意识，但还是有着依赖心理，希望爱神包办到底，而爱神偏偏不给他好言语，反而给他难堪和窘迫。《人与时》中那三种人自以为自己的言论与看法非常正确，但偏偏有个时间对之进行厉声斥责，可谓斩钉截铁，又头头是道，态度鲜明。《他们的花园》中小娃子敢于费尽心机去采摘别家花园的花朵，意味着去盗取别国的火种以煮自己的肉，去借鉴异域的文化以更新自己和发展自己。在采摘的花朵遭到破坏和玷污之后，并没有灰心丧气，一蹶不振，而是再想办法，继续行动。这种行为显然是没有勇气和力量的人所完全不能的，值得赞佩。 《他》中的“他”尽管表面沉睡不醒，昏睡不已，但还是总有醒来的时候，一旦清醒，便去追求心中远大的理想和志向，哪怕长路慢慢，也要上下求索。这也分明体现了一种顽强的意志和一种难能可贵的力量。纵观鲁迅新诗，总觉得其中隐含着一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其实就是一种敢于说“不”的魄力和一种敢于反叛的精神，或者就是一种有悖于前人的精神力量。归结起来，鲁迅新诗具体表现出这样四种力量：揭露的力量、讽刺的力量、批判的力量和反叛的力量。这四种力量在鲁迅新诗中有时是单独进行的，但更多时候是同时进行的，也由此显现出鲁迅新诗格外引人注目和格外打动人心的诗意。

著名画家吴冠中在评论梵高时曾说：“梵高画出的向日葵是一张张有表情的人脸。我想，这其实道出了中西文化之间不同的表达途径。东方的花是趣味，是意韵。却是缺少直接来自田野的强烈的生命冲动。而梵高诉诸的正是这种直接的力量。”这句话用于对鲁迅新诗的评说，似乎也是恰当而准确的。纵览鲁迅新诗，每首诗也写出了“一张张有表情的人脸”，也显露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强烈的生命冲动和生命力量。也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将它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才更让人感觉到它的格外的弥足珍贵。

四、一种壮美的诗美感觉与体验

从美学角度看，我们明显感觉鲁迅新诗呈现出一种壮美的美学形态。这种壮美就是一种高大、崇高与伟美，来源于诗歌主体形象或抒情主人公的胆识、气概与力量。从前的人们是不敢悖逆传统社会的所谓法则和金科玉律的，是不敢道出人们想说而未说的言语的。而鲁迅新诗中的主体形象恰恰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要与以前的传统东西背道而驰，就是要与陈旧的观念认识彻底决裂。这正是显示出了一种简直就是凤毛麟角而难能可贵的非凡的胆量、气势与魄力。我们也正是从中感觉与体验到了这种壮美的诗美风格。

何为壮美？简而言之，壮美就是雄壮之美。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经常见到巍峨的高山，奔腾的河流，广阔的草原，浩瀚的海洋，巨大的声涛，威武的姿态，以及天空、大地、山峰、彩虹，等等，它们都富有磅礴的气势和伟大的力量，都能给人强烈的视听感和形象感，动人心弦，振聋发聩，人们便认为这就是雄壮之美的表现。这种壮美不仅来源于某种自然物，人类自身也能体现出雄壮之美，比如英雄豪杰的壮志凌云、气冲霄汉、豪情气概，就是如此。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意思是说：真的伟大啊！像尧帝这样的君主。多么崇高啊！只有上天才是最高大的，只有尧帝才能效法上天。）康德说：“高耸而下垂威胁着人的断岩，天边层层堆叠的乌云里面挟着闪电与雷鸣，火山在狂暴肆虐之中，飓风带着它摧毁了的荒墟，无边无界的海洋，怒涛狂啸着，一个洪流的高瀑，诸如此类的景象，在和它们相较量里，我们对它们抵拒的能力显得太渺小了。但是假使发现我们自己却是在安全地带，那么，这景象越可怕，就越对我们有吸引力。” ［9］这种壮美的东西有时的确是带有威胁性的，令人惧怕的。在它面前，也常常令人感到自身的渺小与无力。但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又常常令人赞叹不已，情不自禁地称赞它的伟大与壮美。而鲁迅是最喜爱和赏识这种壮美的，他曾说：“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10］看来鲁迅对壮美的认识可谓独到。事实上，鲁迅不独在言论上表达出了对于壮美的审美倾向性，而且在实践中也努力践行了这种壮美的美学主张。

由上可知，凡是表现出这种雄壮之美的作品，当然给人壮美的感觉与体验。鲁迅新诗毫无疑问表现出了这种壮美。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那么赏识摩罗诗人及其诗作，对之评价又那么高，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都有着不同凡响的举动，他们的诗都体现出壮美的美学元素。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是“顾瞻人间，新声争起，无不以殊特雄丽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绍介其伟美于世界”。 “若其生活两间，居天然之掌握，辗转而未得脱者，则使之闻之，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 ［11］鲁迅不仅这样高度评论和赞赏摩罗诗人的诗，而且在十年之后还亲自进行新诗创作，并在新诗创作中努力追求壮美的美学风格，力求发出雄壮伟美的声音。 《梦》中“明白的梦”在面对各种乌黑之梦的污七八糟的丑恶表演时，敢于正气凛然，厉声痛斥。 《桃花》中的“我”敢于批评桃花的自私与偏狭，甚至敢于对桃花的生气进行调侃与戏谑。 《爱之神》中的爱神对于受箭之人的犹疑不决和过分要求，敢于进行辛辣的嘲笑、讽刺和挖苦。 《人与时》中的时间对于那三个人的极端错误的言论，敢于义正辞严，进行严厉的叱责、训斥和批驳。《他们的花园》中小娃子敢于把西方社会崭新的科学文化的园地喻为鲜花盛开的大花园，敢于把国外的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喻为新美的花朵，敢于想尽办法去摘取那富于新鲜的文化气息和文化内涵的美丽百合花。 《他》中的“他”敢于从沉睡中永久醒来，敢于砸碎锁链，冲破铁屋子，敢于去追求心中远大而美好的理想。要知道，这诸多的“敢于”在封闭保守落后的传统社会里是严重违背主流意识的，是被人们认为大逆不道的。然而，正是这诸多的“敢于”打破了传统社会生活延续太久的沉寂，犹如空谷传响，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身心爽然，痛快淋漓。鲁迅正是凭着这股罕见的胆量、魄力和气势，实现了他壮美的人生追求，也完成了他新诗壮美的美学追求。

叶燮在《原诗》中说：“成事在胆。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以能千古乎？” ［12］以此对照鲁迅及其新诗创作，恰好印证了这一点。正是鲁迅的胆量与气魄才成就了他自己和他的作品，才使他进入了壮美与崇高的境界。郞吉弩斯在《论崇高》中说：“所谓崇高，不论它在何处出现，总是体现于一种措词的高妙之中，而最伟大的诗人和散文家之得以高出侪辈并在荣誉之殿中获得永久的地位总是因为有这一点，而且也只是因为有这一点。”又说：“但是一个崇高的思想，如果在恰到好处的场合提出，就会以闪电般的光彩照彻整个问题，而在刹那之间显出雄辩家的全部威力。” ［13］由此观照鲁迅作品及其新诗创作，正好证明了这一精辟的论述。

注释

［1］ ［3］ 《坟·灯下漫笔》, 《鲁迅全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6、 67页。

［2］ 《两地书·第一集》, 《鲁迅全集》 （二），中国人事出版社，2005年，第416页。

［4］ 《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 〈孩儿塔〉 序》, 《鲁迅全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31页。

［5］ 《坟·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全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6］叶燮《原诗》，张耀辉编《文学名言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6页。

［7］ 《坟·摩罗诗力说》, 《鲁迅全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 34页。

［8］ 《坟·杂忆》, 《鲁迅全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 69、71页。

［9］康德《判断力批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1页。

［10］ 《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劳马编《鲁迅妙语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224页。

［11］ 《坟·摩罗诗力说》, 《鲁迅全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 20页。

［12］叶燮《原诗》，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 （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30页。

［13］ 《文艺理论译丛》 1958年第2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