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丽妹妹

泽丽妹妹是我心中一位最亲近的人。虽然数十年不在一起，平常也少往来和通讯，但不知是什么缘故，一想起她和与她通电话时，总泛起心中那样一种的亲切。今天她已年近八十，但在我的感觉中，她始终是那童年的形象和印记。

那是她苦难的童年，那是她十二三岁便开始孤身奋斗在湖南乡下的艰辛的漫长的岁月：生存、上学、劳动、教书、工作、结婚、养儿育女……她的兄（包括我）姊和妹妹都在大中城市，只有她1958年高中毕业后，主动放弃了长沙的城市户口，响应“农村有广阔天地……”的号召，成了共和国第一批下乡知青，以后也就在农村度过了那不容易的一生。她告诉过我，“大跃进”时无分昼夜地睡在水库湿地上，她告诉过我干部们居然叫公社社员无分男女统统脱掉上衣挑担子以表示干劲，她告诉过我生这病那病，她告诉过我吃不饱饭营养不良……但当我设法在北京购到高价糖寄给她一大包时，她却回信说，她只吃了两块，其他都让别人吃掉了。还有一次，她说很冷，我寄了北方特有的厚棉大衣，她回信说，收到后就给了别人。当时真使我非常恼火非常生气：她告急，我费劲，结果等于零。但又不能说她什么，完全奈何她不得。这就是她。

冬去春来，岁月流逝。尽管有不断的抱怨、牢骚和这病那病，她始终是戴着超千度的厚重近视眼镜劳动、教书、读书、工作，孜孜不倦，诲人不倦。在我总担心瘦小身躯会支撑不住的悠长年月里，她却不仅一切不大在乎似的倔强地生存下来，而且生存得很好。到头来，今天白头发竟比我们兄妹都少得多，脸上皱纹也比我们少，生活态度的豁达愉快也超过我们。而且，桃李满门，众星捧月，有着朋友特别是学生们一呼百应似的关怀和照应，使我由当年的悯惜变成了羡慕。

我们共祖父母的兄妹共五人。亲弟弟一个，虽远在新疆，却非常非常之亲密。按传统礼制为“堂妹”的三人，实际却如亲妹妹一样。我们的双亲在四十年代都不满或刚到四十便在身心悲惨中病逝，两位母亲因念挂儿女年幼均死未瞑目。中华书局即将出版我的七册本《对话集》中收有一张我们五人2008年在被“赐”姓李（本姓王）的始祖即高祖（祖父的祖父）墓前的照片。其中提及我们五人1949年后虽花分五朵，天各一方，一直在不同地区工作和生活，却始终保持联络，嘘寒问暖，相互支持。五人也一直兢兢业业，认真工作，弟弟身为矿长和局领导却每周必下矿一天，与矿工们共同挖煤，八小时不上井，是以“文革”时得到老工人们的奋力保护。五人未曾屈就权势依附时髦，却居然有惊无险，未遭巨难，未成右派，算是平安度过此生。这在那个严峻年代，真是很不容易和很幸运的了。新世纪以来，我们更是三年一聚，来自五方，欢笑满堂，都健康地活到高龄。我说，这就足以告慰地下不幸英年早逝的两对双亲和与我们共同生活过的熟悉、亲切的祖母了。

这次，这位泽丽妹妹却又一次显示了她的特点，她带来了她的诗文集，叫我写序。我一时呆住了：我虽然偶知她写诗词，但她从不给我看，也没听说要出集子，如今却令我立即写序，这简直是突然袭击，我了解她素来这样，当年告急便如此。但她大概不知道几年前我已公开宣布封笔，推却了一切文字邀约，得罪了不少人士和朋友，因此这次也不应破例。我严肃推辞了一番，但她坚不让步。这使我很为难：如果我坚决不写，就有点太说不过去了；但写的话，又从哪里说起呢？一部廿四史，从何讲起？而且正在旅途，只有两天，真不知从何下笔。

李泽厚（中）与弟弟和三位同祖父母的妹妹（2000年）

但非常偶然和奇巧的是，这次我恰恰从美国给她带回了自她初中时起一直到“文革”后给我的大量信件，几十年，有一大堆。其他弟妹的信我也都带回分发了，但仍以泽丽的最多。我想翻翻这些信件，写篇像样的序。但确实太多，而我明天就启程去美，时间来不及了。但它倒提醒我可以概括地讲点过去和家庭身世。至于泽丽的诗文本身，一即将启程，来不及读；二由我来褒贬抑扬自己的妹妹，也不合适；何况我多年不涉此道，决定还是不置一词为宜。于是，草此数行，聊表心意，虽是匆忙，却无虚假，想泽丽深知，敝兄不致见责挨骂为幸。

此序。

岁在甲午，沪上旅次。时寓和平饭店，偶见钱学森、蒋英四十年代在该店的结婚照并证词，1947年宛如目前又恍同隔世，不禁怃然，虽与序无涉，感慨又有相关处，乃附记于此。

（原载《东方早报》2014年10月12日）